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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紀60年代初的中國，對任何一箇中國人，不論他是飽學之士還是鄉野村夫，是高瞻遠矚還是耳目閉塞，對此都顯然給不出一個讓人信服的答案來：官兵、長毛、洋人，彷彿都威風不可一世，有可能君臨天下，又彷彿根基搖搖欲墜，隨時可能從近世中國的大舞臺上一個跟頭栽下去。

但對於那些“文人”，那些從小飽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知識分子而言，他們所思所想，卻是力圖給這個混沌之世指明一個答案，從而體現自己的價值，實現自己的理想，我們看到，王韜、容閎，甚至林正朝這樣的人，都是這樣想、這樣做的。

然而作為無拳無勇的文人，他們自身的力量是不足以成事的，他們所想的，是“才為王者用”，是找到一個賞識自己、能讓自己一展所長的“明君”，在故事所發生的這個歧路之世，他們的選擇似乎很多：清廷，天國，甚至洋人，亂世之交，用人之際，他們都需要人才。

然而這看似處處通暢的歧路一旦走起來卻彷彿處處此路不通：恪守正統觀念的林正朝固然死得窩囊，自稱“功名之士”，只要能一展所學、不在乎為北京還是南京效勞的王韜也處處碰壁，甚至思想出乎時人之上的容閎也在茫茫中華大地找不到用武之地。

我們看到，清廷也好，天國也好，他們求賢用賢的心是真誠的：在清方，上海那些顢頇油滑的“大吏”知道不拘一格用洋人，老謀深算的李鴻章甚至有意無意讓王韜漏網，以保留日後用才的餘地；在天國方面，他們每到一處就張榜招賢，幹王對王韜、對容閎都禮遇有加，劉肇鈞等將領也真心誠意地善待王韜，希望他留下，甚至對一心為敵、又一心求死的林正朝，他們也並不趕盡殺絕。既如此，歧路彷徨中的王韜、容閎們為何仍然報國無門？問題到底出在哪兒？

我們看到，雖然許多清朝官員不失精明，但清廷的確已經腐朽，從蘇州之役的鬧劇，到上海彈丸之地的勾心鬥角，都無不透出一絲末世的黴爛氣息，太平天國席捲大半個中國，縱橫十八年，決不是偶然的，這樣一個腐朽的機制，勢必難以包容王韜、容閎這樣有能力、卻又有“危險”的人才，因為這些人的思想領先於時代，對於一個已漸漸被時代步伐拉下的末世帝國而言，是很難理解、也很難接受的，史實中王韜始終未獲大用，容閎雖得到曾國藩賞識，擔負了選拔幼童赴美留學的重任，但這個本來很有意義的事業很快就由於官僚保守派的阻撓而中沮，憤怒的容閎重又站在清廷的對立面，並在幾十年後勇敢地站在了共和革命的陣營中。

而太平天國，他們有勇氣也有能力砸爛腐朽的清廷，但他們本身也很快腐朽變質，更可怕的是，他們陷入了狂熱的宗教愚昧主義怪圈，妄圖採用異想天開的神學體制統治世界，成為天下的主人。不錯，他們張榜招賢，禮待士人，但這些人只能成為上帝教的馴服工具，承擔為官長抄抄寫寫的書手，為將士說古論今的“先生”，軍政大局很少垂詢他們，就算垂詢了，也未必放在心上；就算放在心上，也未必看得懂。書中王韜的意見書被劉肇鈞遺失、忠王甚至沒機會過目完全是史實，這也充分說明了“先生”在天國將領心目中的地位。

即使這封書信真的被忠王看見、或者這封不走運落到清廷手裡的信沒那麼巧被戳穿，王韜的命運會不會好一些？看看容閎就知道了：他和幹王是故交，後者對他有更深的瞭解，但所能給予他的不是人盡其材，而只是一個“義”的爵位；他得到曾國藩的賞識和舉薦，承擔了夢寐以求的幼童赴美使命，結果卻仍然是被人掣肘，憤然掛冠。時代仍在歧路中彷徨，個人的命運也很難走出歧路，走出彷徨的怪圈。

面對歧路，很多人選擇了改變自己，如干王，他的官高爵顯很大程度上，是他犧牲了自己《資政新篇》裡許多改造社會的理想，用《欽定敬避字樣》等腐朽不堪的東西來迎合他那固執的族兄洪秀全所換來的；再如王克昌，他放棄了自己的喜好，整天抄寫一些他所厭惡的無聊文書，以換取一家老小的暫時安寧，從一時看，他們也許是成功的，明智的，但從長遠看，他們仍然是失敗的，因為歧路彷徨終究是暫時的，上海郊外隆隆的洋炮聲告訴人們，新時代就要到來了。

許多一直跟蹤這部書的朋友對結尾的突然煞住感到出人意表，然而仔細看來就會發現，這洋的結束幾乎是必然：這部書寫的是“歧路”，歧路既然走到盡頭，那麼書中人物今後的彷徨，也就非本書所將及的了。

寫這部書時適逢生活環境鉅變，移民、新的開始，讓一切都充滿動盪和不定，從某種意義上說，作者本人也處在彷徨的歧路之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