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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軍大元帥的寶座。由於非洲國家、尤其許多黑非洲國家武備廢弛，這種僅憑一小群人和簡陋武器就能顛覆一國政權的事例，在非洲曾屢見不鮮。

此外，還有一些政治謀殺，則是由於某些人或團體對現政府的政策不滿。如1981年10月6日，埃及總統薩達特在慶祝10月戰爭9週年閱兵式上被幾名受閱士兵打死，行刺者的動機就是對薩達特與以色列媾和不滿。

近年來隨著社會的發展和冷戰結束，傳統型別的政治謀殺在非洲已呈下降趨勢，但由宗教衝突催發、往往有國際恐怖組織幕後參與的新型政治謀殺卻有抬頭趨勢，如北非國家阿爾及利亞近年來暴力頻發，就和基地組織北非分支的活動，以及層出不窮的政治謀殺密不可分。

事實上，歐洲也曾經是政治謀殺的重災區。

在中世紀，不論是邦國林立的德意志，還是四分五裂的義大利，五花八門的政治暗殺都屢見不鮮，英格蘭的王位爭奪、法國的教派之爭，也不時可嗅到政治謀殺的血腥；進入近現代，政治謀殺依舊斑駁可見，法國大革命中的馬拉之死，1914年社會黨領袖饒勒斯的被刺，德國納粹頭目希特勒殺死“衝鋒隊”頭目羅姆、納粹掌權後殘殺德國***領導人臺爾曼等眾多反納粹政治家，以及戰後西班牙巴斯克、北愛爾蘭等地由埃塔和北愛爾蘭共和軍發起的一系列政治謀殺案件，都曾讓歐洲人心驚膽戰。

但二戰後歐洲的政治謀殺已趨明顯減少，進入21世紀更十分罕見，除了巴斯克地區偶爾傳出諸如2000年8月地方行政長官阿紹斯特雷遇刺等事件，值得一提的政治謀殺只有2002年5月荷蘭極右派領袖福爾圖遇刺身亡。

歐洲遠離政治謀殺的根本原因，一是民主政治生活在二戰後更趨健全，透過選舉政治表達訴求、謀取權力，較諸政治謀殺，暴力手段，風險小，成效大，且社會和民眾普遍希望穩定、安寧，厭倦暴力和血腥，採用極端手法的組織已得不到民意支援，自然只能走向沒落；二是當代歐洲大多數國家是民族國家，民族和宗教矛盾並不激烈，政治謀殺的土壤也因此很難培養，當前歐洲政治謀殺和政治暴力最頻繁的地區，是巴斯克、北愛爾蘭、科西嘉島等民族矛盾錯綜複雜的地區，也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這一點。

………【把冒充警察者找出來抓起來】………

激起軒然大波的“遼寧省西豐縣警察進京抓記者”訊息又有新進展：1月8日《東方早報》報稱，西豐縣公安局“制定接受媒體採訪”的電話裡，有關負責人表示，所謂西豐縣警察進京抓記者“完全是無中生有”，據他所知，“沒有這回事”，“西豐縣沒有警察進京抓人”。

已有許多專家、法律界人士指出，西豐縣警方“以涉嫌誹謗立案”，並派警力進京拘傳進行負面報道的媒體記者，法律依據是蒼白的，禁不起仔細推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輿論監督以來，這樣的事也是聞所未聞的，如今西豐縣警方負責人出面闢謠，表示“沒有這回事”，相信大多數人會感到很欣慰、很釋然：畢竟全社會都寧願相信，如此荒唐的一幕，不至於在當今中國的土地上發生。

然而一個新問題卻出現了：既然西豐警方負責人言之鑿鑿，當地警方“沒有警察進京抓人”，我們沒理由不相信一個縣級公安主管機關的說法，那麼，進京抓人的是什麼人？據《法人》雜誌執行主編阮加文稱，那些進入編輯部、要求帶走記者朱文娜的人，不但聲稱是西豐縣警察，而且向編輯部人員出示了警察證、拘傳證。

按照1997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七九條規定，冒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招搖撞騙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冒充人民警察招搖撞騙的，依照前款的規定從重處罰；第二八零條規定，偽造、變造、買賣或者盜竊、搶奪、毀滅國家機關的公文、證件、印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既然西豐縣“沒有警察進京抓人”，則這些以西豐縣警察名義進入北京、進入《法人》雜誌編輯部“執法”的人顯然不是警察，而是冒牌貨，假警察，他們所持的警察證、拘傳證，也只能是“偽造、變造、買賣或者盜竊、搶奪”非法得來的偽造品或冒充品，他們的行為，當然應該受到法律的追究和懲罰。

如果這一切都屬實，則西豐縣政府、縣警方同樣是這期事件的受害者。雖然他們對“不實報道”表示“憤怒”，雖然“西豐縣警察”進京抓人當天，縣委宣傳部長李福祿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