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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都大同小異：個案發生－媒體披露－更多媒體炒作－消費者強烈反應－有關部門及時跟進，幾乎每一次，捲入“風波”的食品，其安全問題都可以用個案、偶然來解釋，但同樣幾乎每一次，有關方面都未曾以“大多數是安全的”為藉口加以搪塞，更未以此為由，對曝光“炒作”的媒體大張撻伐。

說穿了道理再簡單不過：食品安全關乎消費者健康、甚或性命，對於整個群體、整個社會，出事的也許的確是99。9％，但對於具體任何一個消費者而言，只要不幸攤上，那就是100％的不幸。在人的健康、人的生命面前，任何理由都只能退居次要，針對食品安全的媒體轟炸固然讓某些人不爽，但也不能成為因噎廢食的藉口。

想來在這些媒體的出發點未必都是善意的，其報道中也未必沒有炒作或失實的成分，但加拿大人並未因此忽略了這類報道對食品安全和消費者利益的有利一面，更沒有以此為由打壓和限制媒體。

隨著食品安全問題越來越受關注，在國內，呼籲在這方面“正確發揮輿論監督作用”、要求本國甚至各國採取“有效措施”加以解決的聲音也不時傳出，這種認識當然不無道理，但有關部門更應時刻把消費者的利益放在首位，從加拿大人對待“葡萄危機”的事例中，領悟到一些應對類似問題的普遍性規律和經驗。

………【非洲的政治謀殺】………

在當代國際政治版圖上，非洲是一塊年輕的大陸，除了埃及、衣索比亞和賴比瑞亞，其它國家都是在20世紀後半葉才相繼擺脫殖民統治。然而這裡卻很快成為政治謀殺和暴力最普遍的大洲，據上世紀90年代一位美國合眾國際社記者統計，幾十位非洲獨立運動領導人和開國元首中，得到善終的不過半數左右。

造成非洲政治謀殺成風的原因是複雜的。

由於長期殖民統治，和殖民時代結束後舊宗主國隨意劃分邊界，造成許多原本同一個民族、宗教的民眾被劃分在幾個國家，而另一些原本長期敵對的民族卻被強捏在一起，造成諸多隱患，許多著名的非洲政治謀殺事件都與此有關。如英國在上世紀中葉將伊博、豪薩和德魯伊三個民族拼湊入奈及利亞聯邦後匆匆抽身，不久後這三個民族間矛盾激化，伊博族將領伊龍西刺殺豪薩族總理巴勒瓦自任總理，本人很快又被一批豪薩族軍官刺殺，愈演愈烈的部族衝突最終導致國家分裂和3年多內戰，造成百萬人傷亡、數百萬人無家可歸的慘劇；在有些地區，殖民者出於統治的便利，人為扶植某個部族打壓另一個部族，造成部族間的矛盾和對立，殖民者走後這種對立便很快激化，釀成政治暗殺和暴力。如在中部非洲盧安達、蒲隆地，比利時殖民者扶植圖西族為代理人，壓制胡圖族，兩國獨立後兩族矛盾迅速白熱化，儘管兩國領導人冷靜地認識到國家安定的重要性，並主動會晤尋求和平解決，但狂熱的民族極端分子卻不惜採取極端手段激化衝突，竟於1994年4月6日擊落了正從和平談判中趕回的、載有盧安達總統朱韋納爾·哈比亞利馬納和蒲隆地總統西普里安·恩塔里亞米拉的飛機，導致兩位總統當即死亡，這一事件迅速導致暴力蔓延，造成高達百萬人的死亡。

在冷戰期間，由於爭霸的需要，東西方兩大陣營紛紛在非洲扶植代理人，進行所謂代理人戰爭，而採用政治謀殺手段對政敵實施肉體消滅，自然也是常見手法之一。如剛果（利）（即今天的剛果民主共和國）獨立後，總理盧蒙巴實行民族自決的政策，美國擔心其倒向蘇聯陣營，中央情報局局長杜勒斯親自指使剛果（利）分站站長德夫林，指使後者用100萬美元現金收買剛果（利）總參謀長蒙伯託，後者在1960年底發動軍事政變，逮捕並於次年殺害了盧蒙巴總理。而衣索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一世在1974年被推翻，一年後死於非命，原因雖然很多，但前蘇聯透過代理人門格斯圖染指這個美國盟邦，則是最主要原因。

由於被殖民統治打斷了歷史程序，使得許多非洲國家的政治生活不完善、不健全，容易出現獨裁者、政治強人，這些人一旦大權在握，為消滅異己，常常採用政治謀殺的手段，如上世紀70年代名噪一時的兩位強人——中非帝國皇帝博卡薩一世和烏干達總統伊迪。阿明。達達，在統治期間就常常採用政治謀殺手段清除政敵；與此相對應，一些野心家、陰謀家也往往採取類似手段政變上臺，如賴比瑞亞前總統塞繆爾·卡尼翁·多伊原本僅是個軍士長，1980年4月12日夜，他率領16名士兵同夥潛入總統府，用砍刀謀殺總統托爾伯特，並隨即慘殺13名部長，把自己送上國家元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