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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一點，張耀祠回憶毛澤東這本書裡也有一段不可不讀的文字。這段文字記述的是1966年6月，毛澤東一生中第二次回到他家鄉，在為他專門修建的滴水洞別墅中住了十天。張耀祠認為，毛澤東就是在這十天中最後下定了發動“文革”的決心：

毛主席在滴水洞，任何外人都不見，除了看書、批閱檔案外，就是思考問題。他有時拿著書躺在床上看，有時又像煩躁不安。按照主席的習慣，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來散步，或者散步時間很短。我們一般沒有什麼事，是不會去打擾主席的。那時主席對林彪既有看法，又有些寵愛。在每天所看到的材料中，都有林彪吹捧主席的話，主席看了非常不自在。特別是林彪講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主席抱著疑惑的眼光自問道：“我的話真有那麼管用嗎？”他說：“為了打鬼，藉助鍾馗。”“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他的這些話，都寫進了他給江青的信中了。

毛主席在給江青的信中說：“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有些反黨分子，他們是要想整個打倒我們的黨和我本人……而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後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後還要有多次掃除。”

……我認為，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運動，指導思想、需要發動的規模等就是在滴水洞中形成的。……

毛澤東給江青的這封信，在林彪1971年叛國出逃以後由中共中央下發全黨，用張耀祠的話來說：“於是，毛主席這封信便顯得‘高瞻遠矚’了（單引號是原文有的）。”其實，在這封信中，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毛澤東為了打倒右派和他心目中的牛鬼蛇神而決心發動“文革”，並因此甘心情願給人（林彪？）當鍾馗的形象比對林彪反黨企圖的覺察顯得更生動鮮明。

不過還是讓我們回到歷史事實吧。

在葉群杭州告狀的第八天，毛澤東在上海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個會議專門是為了解決羅瑞卿的問題。

註釋

①參見《“文化大革命”簡史》，席宣、金春明著，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7月第一版第二章有關內容。

②楊尚昆（1907…），四川潼南雙江鎮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當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辦公廳主任。1965年11月，因在中央的會議上使用錄音裝置，被說成是對中央和毛澤東本人搞偵察，被調離。

18。上海會議

偽善者這樣說了，沒有被識破……

——《失樂園》121頁

60年代中期的中國共產黨，雖然已經被不斷升級的階級鬥爭理論弄成了一個階級鬥爭的大火藥桶，但它畢竟是一個掌握著國家政權，代表國家政體的嚴肅大黨。雖然這個黨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毛澤東的一言堂，但是民主集中制作為組織原則畢竟還寫在它的章程裡。所以，毛澤東還是不得不主持召開1965年12月8日的上海會議，使黨內其他主要領導人相信羅瑞卿反黨反林彪反對突出政治這回事。就算他已經決定與林彪結盟，在發動更大的政治風暴之前，他也要先穩住全黨同志，尤其是領導集團成員的神魂和陣腳。

對毛澤東來說，在1965年12月做到這一點易如反掌。

會議開始的時候，爸爸正風塵僕僕地奔波於邊防線上，執行著他總參謀長的職責。

媽媽回憶當年的情況說：

1965年12月9日；我和瑞卿一起到了昆明。瑞卿作為全軍的總參謀長，每年都有巡視部隊的計劃。此行是計劃的一部分。10日，他和昆明軍區的領導幹部見了面。談話的時候，閻紅彥、周興都在場。大家請瑞卿同軍區的一般幹部見個面，作個報告。瑞卿說沒什麼報告好作，不過見個面，大家談一談我是很願意的。就去同大家見了面。回到住所，秘書就來說中央來了電話通知瑞卿到上海開會。開什麼會，沒有講。

我們覺得有點突然，開會的事情怎麼事前一點都不知道呢？原來中央開會可不是這個樣子的。

那時書記處的幾個人，小平同志、李井泉本來都是在昆明的。他們想去看看三線的建設情況。知道瑞卿也來昆明，電話聯絡好了在昆明碰個頭，然後一起去看工廠可是瑞卿還沒有到，鄧、李二人就被叫到上海開會去了。可見，開會、開什麼會，他們事先也不知道的。

我們問閻紅彥關於會議的情況，閻也說不清楚啊。為了給會議做些準備，瑞卿只好打電話回北京，北京只有彭真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