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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1996年9月，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了《張耀祠回憶毛澤東》。張作為當年中央警衛團主要負責毛澤東警衛的領導，是這一事件的準當事人。在這本書裡竟然有整整一節叫做“葉群向毛澤東密告羅瑞卿”，活畫出當年葉群向毛澤東密告爸爸時，一些人物的形象。不可不讀：

1965年10月，毛主席住在杭州汪莊。這裡環境清幽，是一個休閒和思考問題的好去處。也正由於杭州山青水秀，中央的很多會議都是在這裡召開的。我們的第一部憲法就是毛主席在1953年帶一批文人在杭州起草的。

1965年11月下旬，楊成武同志住在杭州空軍療養院。一天，他給我打了一個電話，約我到他那裡去一趟。

接到電話的當天下午我就去了。

到了他的會客廳，見了面，沒有說幾句話，葉群笑容滿面地進來了（葉群是1965年11月下旬來杭州的）。

葉群開門見山地對我講：“我這次來，是林彪叫我帶來一封面交主席的信，請你帶去交給主席吧！”

我接過信說：“好，我交給主席。”當即將信裝進衣服口袋裡。

這時，葉群神神秘秘地離開了會客廳，出去了。過了一會兒，她又折了回來，對我說：“我給林彪打了個電話，林彪說，信要我當面交給毛主席。”

我說：“好，你當面交。”我將信又還給了她。

當時，我琢磨不透，葉群怎麼這樣變化無常，這裡面肯定有鬼。我心裡老大不快。

這時楊成武對我說：“很久沒有見到毛主席，很想看一看毛主席。”

我說：“我給你向毛主席報告一下。”

我沒有別的事，便告辭了。

回到主席這裡，我將上述情況向毛主席做了報告。

毛主席“噢”了一聲，沒有講別的什麼。

第二天早上5點多，護士長吳旭君通知我，要我立即打電話告訴葉群，主席要見她，叫她快點來。

我給葉群打了電話，便站在大門口等她。不多會兒，葉群來了，進了頭道門，我對葉群說：“談話不要超過兩小時，主席還沒有睡覺。”

談話進行到兩小時，不見葉群出來。我進去催了第一次，我說：“已經談了兩小時了。”

到了三個小時，我進去催了第二次，我說：“已經三個小時了。”

時間已過四小時二十分鐘了，我實在耐不住了，又進去催了第三次：“已經談了四小時二十分鐘了，主席該休息了。”

每次進去催他們結束談話，主席都沒有講什麼。他們談到差五分鐘五個小時，葉群才得意洋洋地走出來，眼裡充滿了勝利的喜悅。

三次催葉群，只能聽到她的話頭話尾，聯絡起來看，是葉群向毛主席告羅瑞卿的狀。她對主席說：“我過去對羅瑞卿是畢恭畢敬的，沒有想到羅瑞卿跟林彪的關係搞得這個樣子。”

葉群又說：“羅瑞卿掌握了軍隊大權，又掌握了公安大權，一旦出事，損失太大，他的個人主義，已經發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國防部長讓給他。”“林彪的位子讓給他沒關係，但會不會發展到‘逼上奪位’的程度呢，我想是會的。主席，他是兩個眼睛盯著這個位置。”葉群還羅列了一些羅瑞卿的罪名，她說：“羅瑞卿反對林彪‘突出政治’，他說，‘病號嘛，還管什麼事，病號應讓賢！不要干擾，不要擋路’。”當天下午，葉群回到蘇州，她在電話上向吳法憲說：我去杭州向毛主席彙報了羅長子（瑞卿）的問題，你不要外傳。

雖然那時毛主席對葉群的這些話半信半疑，但主席對羅瑞卿的看法變了。

這些描寫我認為是靠得住的。只有最後一段中這個判斷，我想我媽媽大概不會同意張耀祠。因為她說過，毛澤東從來沒有相信羅瑞卿是個壞人，會反黨，反毛主席……

對於毛澤東下定決心整羅瑞卿，是否是因為聽信了林彪和葉群的讒言這回事，我同意媽媽的意見。毛澤東雖然在後來說過，他整爸爸是因為他對林彪“偏聽則暗”，但此時，如果不是另有原因，他才不會被林彪更不會被葉群的意見所左右。事實是，在林彪要毛澤東幫助他搬掉爸爸這塊絆腳石的時候，毛澤東的心裡正在湧動著一個更大的革命波瀾。為了掀起這個後來被稱為文化革命的波瀾，為了除掉睡在他身邊的赫魯曉夫們，他需要林彪作為盟友。所以，羅瑞卿成了革命棋盤上一個需要犧牲的棋子，成了毛澤東這位平衡大師一個砝碼。為了革命是什麼都可以犧牲的，為什麼羅瑞卿就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