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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院，修哲學、經濟、文學。1915年又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學習，師從該系主任杜威，攻讀實用主義。年青的胡適從封建專制影響極深而又貧窮落後的中國，來到自由與民主氣氛很濃的美國，如胡適自己所言：“興奮得不得了”，美國的“民主精神，實在令我神往之至”，“我對美國政治的興趣和我對美國政制的研究，以及我學生時代所目睹的兩次美國大選，對我後來對（中國）政治和政府的關心，都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

胡適在美國學習7年，於1917年8月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胡適回國前已開始關心國內的新文化運動，積極主張文學革命。並寫了《文學改良芻議》一文，發表於1917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雜誌。他提出“文學改良，須從八事入手”，“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爛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主張寫文章要有“高遠之思想”、“真摯之情感”　。胡適的文學改良思想和提倡寫白話文的主張，對五四運動時期的新文化運動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胡適在行動上則對五四時期的學生運動缺乏熱情，甚至持否定態度。他無視學生運動中表達出的廣大青年的愛國熱情，無視學生運動對發動各界維護國家主權、反對帝國主義欺凌的社會作用，指責學生運動：“用罷課作武器，還有精神上的很大損失：（一）養成倚賴群眾的心理……。（二）養成逃學的壞習慣……。（三）養成無意識的行為的惡習慣”　。胡適常講“不談政治”，後來也曾回憶說：“一九一七年七月我回國時，……打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　。胡適1919年7月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引起一場大的爭論。（關於這場爭論，本書擬在另章中專述）。1922年5月，又聯合其他十幾位教授、名流，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提出在不改變舊制度的前提下，由“好人”來組織政府，“作為現在改革中國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　，又引起許多人參與爭論。

胡適有時候又說：“我是一個注意政治的人”　。他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主張和暴力革命的道路，1930年4月發表《我們走哪條路？》，提出：“打倒五大敵人”論，即“第一大敵是貧窮。第二大敵是疾病。第三大敵是愚昧。第四大敵是貪汙。第五大敵是擾亂”。他認為：“這五大敵人之中，資本主義不在內，因為我們還沒有資格談資本主義。資產階級也不在內，因為我們至多有幾個小富人，哪有資產階級？封建勢力也不在內，因為封建勢力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壞了。帝國主義也不在內，因為帝國主義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門”　。由於胡適的“五大敵人”論只抓住一些社會現象，不涉及造成這些現象的根本原因，特別是說中國沒有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不是中國的敵人等言論，太無視和歪曲了中國的現實，連自稱“我非持革命論者”的梁漱溟，也批評胡適“是空發夢想”。梁漱溟說：“貧窮則直接出於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擾亂則間接由帝國主義之操縱軍閥而來；故帝國主義實為癥結所在”　。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胡適又提出：“我主張全盤的西化，一心一意走上世界化的路”　的主張。近些年，有人對胡適是否最先提出“全盤西化”，以及“全盤西化”是否就是“充分現代化”的問題。對此，我無深入系統的研究，自然沒有多少話好講，恰巧看到著名哲學家張岱年於1994年寫的一段話，覺得對認識這些問題有幫助，至少是一位世紀老人的一家之言，值得參考，現摘錄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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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爭鳴年代的學術流派（上）（6）

“胡適是文化討論中的一個重要人物，是‘全盤西化論’的首倡者。

‘全盤西化’的名稱雖然不是胡適提出來的，但是實際上他是‘全盤

西化論’的領袖。他再三宣稱‘中國百事不如人’，甚至說過‘中國

不亡，是天無理’。這雖然是憤激之詞，並不表示他願意當亡國奴，

卻是他失去了民族自信心的顯著表現”。

“胡適之宣揚‘全盤西化’論，但是在介紹西學方面，並沒有做

多少工作，他的精力主要放在‘整理國故’方面了。……在這方面確

實有很大的成就。但對於西方的哲學思想和科學思想卻用力很少”　。

中國總是有那麼一部分人，容易走極端。胡適背時年月，把他罵得狗血淋頭，一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