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部分(第3/4 頁)

，上綱上線，慾加之罪何患無詞等種種手法，興起一股歷史上少有的“革命大批判”文風。讓我們重溫一下康生是怎樣“批判”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的：

“批判”之一：“關於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修養》問題首先請同志們開啟語錄204頁，把第24頁的標題‘思想意識修養’改為‘糾正錯誤思想’。……為什麼把標題改了？這是劉少奇的語言，是不通的，不科學的，在毛主席著作中，從來不用思想意識這個詞。……看來，劉少奇這個‘馬克思主義’是不通的”。——這種以語錄的簡單對比代替具體分析，從個別字和詞的不同上綱到反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大批判方法，在“文革”中乃至“文革”以後的一段時間內，影響頗大。

“批判”之二：劉少奇“他在講到忠誠坦白時，要能‘無事不可對人言’，照他這樣說，黨的機密也可以告訴蔣介石的。劉少奇還說：要‘有最高尚的自尊心、自愛心’。請同志們注意，他的所謂自愛心是‘保護自己的生命和健康’，這是赫魯曉夫的活命哲學。這就可以理解，他為什麼叫安子文、薄一波去自首，這是他的所謂‘修養’”。——康生一夥正是靠著這種顛倒黑白、移花接木、無限上綱等手法，把對書的批判轉向對人的攻擊和人身陷害，真是慾加之罪何患無詞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批判”之三：“《修養》的許多地方含沙射影地攻擊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比如他談到學習馬克思、列寧的時候，說什麼沒有偶像崇拜，實際上是影射毛主席的，應當說，這個黑《修養》，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一株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這種說張三好就是貶低和反對李四，不僅違背了起碼的形式邏輯常識，更為重要的是，從中可以看出康生維護個人崇拜，千方百計獻媚取寵的醜惡靈魂。

“批判”之四：“黑《修養》最大的問題是不敢接觸政權問題，因為革命的最根本的問題是政權問題”，“《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正是這種攻其一點不計其餘的形而上學猖獗，使得全黨全國在一個很長時期形成一股八股風，不管講什麼具體問題，口頭一定要講一大堆“高

舉”、“突出”、“堅持”之類的大話、空話、套話，惟恐被上級怪罪216。

“康生現象”的形成與猖獗，不是偶然的。在中###的發展史上，有一種不好的傾向，誰有權就自以為有真理。陳獨秀如此。他身居黨的總書記，就自以為有絕對真理權。大革命時期，共青團中央鄭重其事的向他提出書面意見。陳獨秀連看也不看當眾撕碎扔到腳下。李立三如此。他身為黨中央實際負責人，常常標榜自己的意見“是絕對正確”的，藉口“軍事時期”，禁止黨內的任何批評與建議，更不允許有反對意見。王明更是如此。他以“百分之百的布林什維克”自居，只要是和他不同的意見，一律宣佈為“右傾機會主義”。即使同一句話，如“爭取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李立三說出來就是“極端機會主義的”，由王明的嘴說出來就是“馬克思主義”。正是在這種“誰有權，誰就自以為有真理”的錯誤傾向下，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意見長期受到壓制，並被扣上“狹隘經驗論”、“山溝裡的馬克思主義”、“右傾機會主義”、“富農路線”等帽子，遭到不公正的批判。遵義會議以後，這一錯誤傾向得到糾正。在毛澤東的倡導下，黨內逐漸形成有利於理論健康發展的良好風氣，使得我們黨在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和建國初期，出現理論蓬勃發展的局面。1957年以後，由於我們黨已經是執掌全國政權的黨，再加上革命事業的巨大勝利與順利發展，黨內產生了驕傲情緒。“誰有權就自以為有真理”的錯誤傾向，在一部分幹部中再度出現。領導幹部的話不僅是真理，而且是法律，甚至大於法律。康生成為“理論權威”，正是這種不好風氣的典型表現。

電子書　分享網站

社會主義的曲折與社會科學的誤區（6）

康生成為“理論權威”的另一個原因，是和我們黨的理論工作過分依賴於現實的政治活動有關。長期以來有一種頗為流行的說法：理論要服從現實的政治，理論工作要為現實鬥爭服務。這一說法對黨的理論工作，乃至理論本身的發展，影響甚大。

馬克思主義理論是無產階級的科學世界觀，是科學的方法論。馬克思主義理論當然是要為無產階級服務的，這種服務主要表現為對無產階級實踐活動，提供正確的指導。馬克思主義理論也需要在革命實踐活動中不斷受到檢驗，不斷修正，不斷豐富，不斷發展，但絕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