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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的曲折與社會科學的誤區（4）

2、“康生現象”解析

“康生現象”，是我國20世紀50年代後半期至70年代上半期意識形態領域和學術界出現的一種十分奇特的現象。康生本人被稱為沒有任何著作的理論家，甚至連一個實實在在的理論工作者的經歷也不曾有過。然而憑藉種種原因而獲得意識形態和學術領域的政治領導地位，出任“中央理論小組組長”，於是在這一領域聲價百倍，儼然成為理論權威。死後還被戴上“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桂冠。“康生現象”，是我國在一個較長時期中，存在的意識形態和社會科學畸形狀態的一個集中反映。

康生本來是保衛幹部出身，在蘇聯學習期間，學習了蘇聯肅反運動的錯誤經驗，並把這些經驗搬到中國黨內來，抗日戰爭時期在延安，他就曾以“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的身份在青年知識分子中大搞“搶救運動”，透過逼、供、信手段，把一大批革命者打成特務、間諜、託派分子。建國以後的幾年中，康生鬱郁不得志，默默無聞，沒有見過他有什麼理論建樹，或發表過什麼理論文章。1957年3月出任中共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後又兼任中央理論小組組長。1959年3月，中央決定成立《毛澤東選集》編委會，康生被任命為副主任。下半年，受中央委託兼管黨校工作。由於管理論宣傳和文化教育工作，自然要時不時的講些“理論”方面的話，下達些理論工作方面的指示，漸漸竟以“理論權威”自居起來，別人也漸漸把他視為“理論權威”了。

說康生完全沒有“理論”，那也不盡符合事實。他可以稱為“不學有術的理論家”，是左傾思潮的產物，又是鼓吹左傾思潮的急先鋒。早在30年代，康生就是對領袖搞個人崇拜的鼓吹者，他在慶祝中國共產黨誕生15週年紀念會上，帶頭高呼：“祝福王明同志健康”、“王明同志萬歲！”。50年代，康生到處鼓吹：“所謂反對個人崇拜的這一口號是不妥當的、不科學的，甚至是錯誤的”，“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批評一些贊同反對個人崇拜的黨員、幹部、知識分子，是“沒有改造”、“沒有改變他的世界觀”，是政治上“表現動搖”212。他比林彪還早的鼓吹形而上學的“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頂峰”論；違反列寧的以經濟劃分階級的科學標準，宣傳以政治思想劃分階級；拋棄歷史唯物論的基本觀點，大批“唯生產力論”，說：“這本身就是修正主義的東西”；“大躍進”時代，康生鼓吹：“現在工人、農民寫心得，馬雅可夫斯基、普希金那能寫出？超過他們千百倍”。他全盤否定哲學和經濟研究所專家們的工作，認為他們比工人、農民還不如，要求專家們“跟著工人、農民學習”搞科學研究213。更為離奇的是，居然到自然科學中去找階級鬥爭的理論根據，說：“我們要用自然科學來證明馬克思列寧的階級鬥爭的理論”214。

康生是意識形態和社會科學領域“不學有術”的政客，甚至動用種種陰謀手段，千方百計的把學術問題引向政治問題，然後置學術工作者於死地而後快。最典型的事例就是由康生直接指揮的對哲學家、中央高階黨校校長楊獻珍的批判。在毛澤東主席提出“一分為二”的觀點以後，哲學家楊獻珍從理論角度提出，事物之間的關係不僅是“一分為二”的鬥爭關係，還有“合二而一”的互相融合的關係。康生看到“捍衛馬克思主義純潔性”的機會來了，於是一方面連忙向毛主席報告，得到毛主席肯定“‘一分為二’是辯證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義，階級調和論吧”的尚方寶劍以後，一步一步把這場學術觀點的爭論引向###，最後發展到《紅旗》雜誌等刊物點名對楊獻珍進行政治批判，給楊獻珍扣上“反黨”、“反毛澤東思想”、“修正主義者”一大堆帽子，楊本人也被撤職查辦。1966年11月5日，康生回顧這段歷史時，不無得意的說：“1964年‘合二而一’的鬥爭，這個問題更加公開化了。開始好象是學術鬥爭，我們有意識地搞一下，是引起大家講話。以後點了楊獻珍的名，提到政治方面了，這個鬥爭一來，楊獻珍就垮了”215。

社會主義的曲折與社會科學的誤區（5）

康生的“不學有術”，在學術界掀起一股極其惡劣的“學閥作風”，他完全違背了實事求是、依據事實進行分析，以平等態度待人，以理服人，對事不對人等，有關開展學術爭論的科學態度和科學作法，而是憑主觀意志，強加於人；攻其一點，不計其餘；望文生義，斷章取義；以引用經典個別字句代替事實的分析，甚至採取移花接木，上掛下連，無中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