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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人（當時蘇聯為18人），電子工業部門每百名職工中，工程技術人員12人（日本為40人），農業人口每萬人中，農業技術人員4人（日本為40人）。反映在科學技術和生產上，更是比世界其他國家落後了幾十年。美國於1965—1966年開始研製每秒幾千萬到幾億次電子計算機，而我國在1976年，才著手研究每秒二百萬次的積體電路計算機。國外一個2000人的半導體工廠竟比我們全國的生產還要多好幾倍。美國一個農業人口生產糧食十幾萬斤，而我國才二千斤上下，相差幾十倍。

即使是最引我們自豪的社會科學，自認為有馬克思主義最先進的思想武器，不可能比資本主義社會科學落後，現在也受到挑戰。1979年3月16日《參考訊息》刊登的一篇題為《中共的社會科學也要急起直追》的文章，列舉了我國社會科學方面的諸多弊病，如：“要求社會科學書籍十全十美，審稿的關卡多，各種清規戒律窒息了社會科學的發展”；要求著作“都按長官的意志編寫、修改，哪裡還談得上發揮下面的積極性！更談不上百家爭鳴！”；寫書趕形勢，與某國關係好時盡寫友好史，一旦關係變惡馬上修改為交惡史，“這種不實事求是的態度，也嚴重地阻礙了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涉及現代和當代的人物、事件、歷史、哲學觀點，等等，更是人們不能觸及的”；“社會學在世界各國有了發展，中共由於過去批判了社會學是資產階級的東西，致使人們望而生畏。至今，社會學還是一個空白點”；“中共的研究手段還處於落後狀態，圖書資料還是靠手抄油印，有些圖書資料不允許借出圖書館使用”，等等。

面對世界的變化和我國的落後狀況，中央決定首先從抓“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入手，作好思想認識上的撥亂反正工作。1977年5月24日，鄧小平語重心長的提到，“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科學技術和教育整整落後了二十年。科研人員美國有一百二十萬，蘇聯九十萬，我們只有二十多萬，還包括老弱病殘，真正頂用的不很多”227，他後來又講：“同發達國家相比較，經濟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地方可能是五十年”228。他提出：“我們要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能上去”，“靠空講不能實現現代化，必須有知識，有人才”，因此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什麼叫“尊重”，就是“要承認這些人是勞動者”229。1977年8月8日，鄧小平在科學和教育座談會上又講：“老九並不壞”，“知識分子的名譽要恢復”230。

時任中央領導工作的胡耀邦，也多次講到對知識和知識分子的認識問題。1980年2月，他在劇本創作座談會上說：“長期以來我們對知識分子的看法不對頭。對這一部分勞動人民看錯了，歪曲了他們的形象。……現在我們在糾正過去的錯誤看法和由此產生的錯誤做法，糾正得好有成績。但遺留的問題還不少，還要繼續糾正，徹底糾正過來才罷休”231。1980年3月23日，胡耀邦在另一次講話中，對知識分子不信任的思想提出批評：“我們黨內不少同志對有知識的人，仍然不大信任，往往把他們不盲從、愛動腦筋、愛提意見的優點看成驕傲自大。我們必須認真地解決這個問題”232。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普及小學教育若干問題的決定》中，對輕視知識、輕視知識分子的根源做了進一步的分析。指出上面（領導）的根源是左傾思想，下面（群眾）的根源是“小生產觀念的束縛，存在著許多模糊、片面以至錯誤的認識”233。1982年1月30日，《中共中央關於檢查一次知識分子工作的通知》，從歷史上給知識分子平了反。“通知”說：“歷史證明，我國廣大知識分子是熱愛祖國、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的，他們同工人、農民一道在革命和建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依靠力量”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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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文革重知識　衝破凡是搞平反（2）

中央有關部門在實際工作中，衝破重重阻力，著重抓了平反知識分子的冤假錯案。1957年反右鬥爭中，共劃了55萬餘“右派分子”，是建國以來涉及知識分子的面最大、影響最深遠的案件。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統戰部和公安部《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決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6月14日，有關部門擬訂出《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規定“右派分子”摘帽以後，恢復政治名譽，分配適當工作，恢復原來的工資待遇等。至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