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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能夠做點什麼來效力祖國呢？有人提出，中國所缺乏的莫過於科學，我們為什麼不能辦一個雜誌向國內介紹科學呢？這個提議立即得到眾人的響應，於是辦起《科學》雜誌，1915年1月就在神州大地與國人見面了。《科學》發刊詞指出：“百年以來，歐美兩洲宣告文物之盛，震鑠前古，翔厥來原，受科學之賜為多”，中國在西方文明的衝擊下，國粹“陵夷覆敗，蕩然若無”，“雖閉關自守猶不足以圖存”，要想“繼茲以往，代興於神州學術之林，而為芸芸眾生所託命者，其唯科學乎，其為科學呼”　。也就是說，要想解決中國的長期貧窮積弱狀況，唯有用科學這個法寶來救治。《科學》創刊號例言，還提出“為學之道，求真致用兩方面當同時並重”的方針，即科學必須“求真”，科學的目的是“致用”。

1915年10月，留美學生正式成立“中國科學社”。任鴻雋任社長，趙元任任書記，胡明覆任會計，楊銓任編輯部長。社章第二條規定，本社的宗旨是：“聯絡同志，研究學術，以共圖中國科學之發達”。1918年，中國科學社由國外移歸國內，組織和成員都隨之進一步擴大。設9位董事，他們是張謇、馬良、蔡元培、汪兆銘、熊希齡、梁啟超、嚴脩、範源濂、胡敦復。理事11人：竺可楨、胡明覆、王璡、任鴻雋、丁文江、秦汾、楊銓、趙元任、孫洪芬、秉志、胡剛復。在上海、北京、南京、廣州、瀋陽、重慶、青島等十餘省市成立社友會。門類擴大到農林、生物、化學、土木工程、機械工程、電工、礦冶、醫藥、理算、生計等各個方面，股員發展到604人。

隨著組織的擴大，活動的增多，他們對“科學救國”主義的宣傳也大大加強。1918年，蔡元培在《為科學社徵集基金啟》中，提出當今的時代是“科學萬能時代”。中國科學社的另外一位重要人物範源濂，於1919年2月寫的《為中國科學社敬告熱心公益諸君》中系統的宣傳了“科學救國”主義，他說：“今之世界，一科學世界也。交通以科學啟之，實業以科學興之，戰爭攻守工具以科學成之。故科學不發達者，其國必貧且弱；反之，欲救其國之貧弱者，必於科學是賴”。曾任該社首任社長的任鴻雋，於1920年在五次年會開會詞中，進一步闡發了科學的重要地位：“現在觀察一國文明程度的高低，不是拿廣土眾民、堅甲利兵作標準，而是用人民知識的高明，社會組織的完備和一般生活的進化來做衡量標準的。現代科學的發達與應用，已經將人類的生活、思想、行為、願望，開了一個新局面”　。

“科學救國”主義的出現，受到來自三個方面的批評。一是守舊者，如梁啟超於1919年—1920年發表的《歐遊心影錄》，公然打起反科學的旗幟。他抓住早期科學具有的機械唯物論的弱點，攻擊科學論者把人類的精神也看做一種物質，從而取消了精神，導致“現今思想界最大的危機”；他針對科學日新月異發展，“今日認為真理，明日已成謬見”的現象，汙衊科學使“全社會人心，都陷入懷疑沉悶畏懼之中”；他認為自由競爭就是“弱肉強食”，使得人“來這世界走一趟住幾十年，幹什麼呢？獨一無二的目的就是搶麵包吃”。總之，它把世界上許多問題的出現，都歸罪於科學，科學推動了物質的進步，也給人類的發展“帶來許多災難”。對“科學救國”主義的批判還來自極左的“革命者”，如北京大學一個學生組織創辦的《奮鬥》旬刊，對科學也採取敵視態度，打起反對科學的旗幟。《奮鬥》第6號（1920年4月20日出版）和第7號（1920年4月30日出版）連續刊登題為《革命與哲學》的文章，認為科學是知識，革命是本能，“我反科學的最大原因，是因為科學精神，還夠不上革命程度”，科學的方法“和革命的理想衝突，所以要主張革命，就不免對不住科學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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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爭鳴年代的學術流派（上）（2）

“科學救國”論還受到馬克思主義者的批評，惲代英於1923年12月發表《學術與救國》，1924年2月發表《再論學術與救國》等文章，針對“科學救國”論者的“唯科學主義”，排斥一切政治，甚至排斥一切社會科學的宣傳，指出：“我們覺得要救中國，社會科學比這些技術科學重要得多”。他說，中國人也有譚根、厲汝燕、周厚坤等到國外學習了製造飛機的技術，可國內政治腐敗，長期混亂，百業不興，掌握飛機制造技術的專家又怎能發揮作用呢？針對社會上一部分人對社會科學的片面認識，認為社會科學只能搞破壞、不能搞建設的說法，惲代英指出：“要破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