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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不忘。更何況是自己寫的東西，當下朗郎應對。沒有半點疙瘩。

朱慈烺考校了記憶功夫，旋即闔上黃冊，又問道：“如今州縣逃籍之人日多，身為縣官，該如何現管？”

張詩奇心中一喜，這是在看他的施政方針了。

自從獨尊儒術之後。華夏曆代親民官都沒有受過嚴格的政治教育，卻又像是一個師傅教出來的徒弟。總的來說便是講究一個“綱常大義”。在這綱常大義之下，法理不過人情，只要本人人品還過得去，施政上便基本在合理範圍內。不會導致民怨叢生。

到了國朝，太祖高皇帝深知官吏害民之疾，所以對擾民的縣官加重處罰，同時又規定了縣官下鄉的條件和次數，形成定製。這也是後來一直遵循的“皇權不下鄉”制度，而且在明人看來是國朝優於趙宋的善政。

總體而言，國朝官員只要不做事，就已經是做了好事。

張詩奇心中過了一遍自己讀的儒家大義，又回到了太子殿下的問題上來。既然殿下重點說了“身為現管的縣官”，那麼無為而治，休養生息的那套答案恐怕不會盡如上意。他輕咳兩聲，決定放手一搏。

“殿下，”張詩奇道，“屬下以為：縣官為一地父母，管不如疏。逃籍之人在於無所依，若是一味堵截只會逼其為盜為賊。若縣官能梳理田畝，開荒墾植，以安頓田農；興修水利，平整官道，以代賑流氓。不以父母自尊，而民自以父母愛之，這方是為官百里之道。”

朱慈烺點了點頭，道：“你古文如何？”

明人以八股制藝為時文，以漢唐文章為古文。要想當官，首先得透過制藝獲取進士舉人的資格。當官之後，卻要將精力放在古文上，否則見識太窄，辭藻匱乏，寫出來的東西沒有韻味，旁人的用典不能明白，這都是會被恥笑的事。

張詩奇年紀一大把考不中進士，足以證明他的時文平平。朱慈烺只問古文，已經是給了他揚長避短的機會。

“屬下耗心古文，故而時文難以長進。”張詩奇當即道。

朱慈烺點了點頭：“古文如史重質。先生讀古文，猶好誰家文章？”

“屬下嘗學韓文公作文。”張詩奇道。

韓文公便是指“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也是被後人視作古文運動的倡導者，唐宋八大家之首。他的文風對宋人影響頗深，為一代文宗的歐陽修所推崇。

在嘉靖年間，文壇上正是前後七子交替之際，期間以王慎中、唐順之、茅坤、歸有光為代表的唐宋派，力抗古文派的“文必秦漢、詩則盛唐”之旨，提倡學韓柳歐陽，　要求“文以載道、文道合一”。

這對於後人而言是古代史，對於朱慈烺而言卻是古代史與當代史相融合的時事。他作文無須學制藝八股，主要便是學的古文。對比了仿古、抄襲的古文派，他最終還是更偏好取法唐宋的唐宋派文風。

聽張詩奇說偏好韓愈，朱慈烺也興起了知音的感覺，只是為了栽培這個有志於縣官的老先生，故意道：“做文豪當學韓昌黎，要做官卻要讀柳河東。百代文章，我獨愛柳宗元之《送薛存義序》，每每讀之常有振聾發聵、耳目一新之嘆。”

張詩奇記性之好，斷然不會背不出這麼一篇千古佳作，已經知道了太子殿下的言下之意。（未完待續。。）

一二八　英雄乘時務割據（二）

《送薛存義序》是典型的文以載道。柳宗元以贈序文的形式發表了自己對“官”“民”關係的看法。華夏自古有天下為公的思想，然而確鑿地提出當“官為民役”，柳河東卻是第一人。

柳宗元在《送寧國範明府詩序》中已經提出了這個觀點，在《送薛存義序》中更加以闡述。視百姓繳納田稅為僱傭官員為其主持公道，將二者比作僱傭關係，從而推出庸官、貪官皆如同受僱工人偷懶、偷盜的結論。可以說，柳宗元的政治思想裡已經不將皇帝放在最高位上了，而是傳承了“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的孟子體系。

國朝對於孟子的這一套理論防範之深，猶視之為洪水猛獸。太祖皇帝一度罵孟子乃無君無父之人，甚至刪改《孟子》一書。然而高皇帝終究做不到滿清皇帝那般乾淨利落，他手下的儒臣也還有著脊樑。孟子的民本思想非但沒有因此而禁錮消失，反倒以鬧劇醜聞為載體，流傳下來。

大明的思想界，在經歷了心學對理學的衝擊之後，民本思想更是大行其道。江南地方甚至有人公然在街上議論：這世上原本就不需要皇帝和官員，人民完全可以自己管好自己，為自己做主。

朱慈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