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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雞蛋和黃油炸出來的小玉米餅，加上豬排、魚和炸子雞。

離感恩節和聖誕節還有好幾個星期，4只火雞就已買回來給喂肥了，尤金一天都要餵它們幾次剝了皮的玉米。殺這幾隻火雞時，他覺得這些動物歡快的咕咕聲到時候會在他心裡迴響起來，便怎麼也不忍心在旁觀看。伊麗莎提前幾個禮拜就開始烘製各種糕點，全家人都在關注這節日盛餐。節日的前一兩天，從雜貨店裡抱回了一大盒一大盒副食品，除了常見的好東西外，還有許多新奇的吃食：又甜又粘的冰糖棗，清涼、飽滿的無花果，全都擠放在一個個小盒子裡面。還有沾了灰的葡萄乾，各色乾果——杏仁、核桃、肉很多的“黑鬼腳趾頭”、胡桃、一袋袋的什錦糖塊、一摞摞的佛羅里達橙子、蜜橘。香味撲鼻，勾起人一種懷舊情緒。

一在如此豐盛的飯桌前落座，甘特就開始操起那些鋼叉亮刀分配食品，金屬碰撞，發出清脆的“叮噹”聲。他往每人的盤子裡都放進大塊的肉。尤金坐在父親身邊的高腳椅上盡情地享用，肚子被塞得鼓繃繃的。可是，甘特非要用粗大的手指按到他肚子上，直到按不動了，才准許他離開桌子。

“這地方還軟，”他大叫，向小兒子剛抹乾淨的盤子裡又添上一大塊牛肉。一家人之所以承受得起這種輪番轟炸似的餵食法，完全是靠了他們自己生命力還強，也虧了伊麗莎的烹飪技術絕對上乘。

甘特吃起來狼吞虎嚥，毫無拘束。他對魚有強烈的愛好，而且每次吃魚總要被魚刺卡住。這已經發生過上百次了。每一次，他都是眼睛突然向上一翻，很恐怖地大吼一聲，然後連哼帶叫，一聲比一聲響，然後立刻就有七八隻手過來在他背上拼命拍打起來。

“老天保佑！”他最後喘著粗氣，說道，“我還以為這回完了呢。”

“我說呀，甘特先生，”伊麗莎不耐煩地說，“你怎麼就不看著點吃啊？要不是搶這麼快，哪至於把嗓子卡住了。”

孩子們瞪著大眼，這會兒也鬆了口氣，慢慢回到各自位子上去。

甘特有著德國人那種萬事求多的特性。他常掛在嘴上的，就是穀倉裝得多麼滿，在賓州老家的時候東西怎麼多得吃不完。

他去加利福尼亞旅行的那一路上，發現新奧爾良的水果又多又便宜，大喜過望。一個小販給他一大串香蕉，只要他25美分，他二話不說就全買了下來。後來幾天的路上，他怎麼也想不通，要這麼些香蕉幹嗎，發愁該如何處理它們。

《天使望故鄉》　第七節（1）

這次加利福尼亞之行是甘特一生中最後一次遠遊。他是在伊麗莎從聖路易回來的第二年出的門，那年他56歲，骨架里正翻騰著痛苦與死亡的化學作用。他心裡明白，自己終於還是被活生生的運動慾望和死板板的禁錮這一個大陷阱給套住了，只是這話他並沒有說出來。他一生就在奮鬥著，要更多地探求這個世界，而不是企求佔有這個世界。這是當初曾在那個少年黑眼珠裡燃燒過的*的最後閃現，當年就是那渴望的*將少年帶進了這片新奇的土地，走向石塑天使的微笑。

嚴冬將盡的灰濛濛的一天，他漫遊萬里，回到了這個大山環抱的、光禿禿的監獄。

在和妻子伊麗莎相守的8000多個日日夜夜裡，他有多少回從凌晨1點到5點睜大兩眼，心裡頭明明白白地憧憬著外面的世界？滿打滿算，不超過19個夜晚。一次是大女兒萊斯麗出生的那晚；一次是26個月後這個女兒得小兒霍亂死去的那晚；一次是1902年5月，伊麗莎的父親托馬斯·潘蘭上校去世；一次是盧克出生；一次是在向西的火車上，去聖路易看葛羅夫；一次是（1893年）在遊樂園，那次是一個忠心耿耿的黑傭人塔丟斯·埃文思老爹去世；一次是1897年3月，和伊麗莎在一起，在艾塞克斯上校的屍體旁守靈；1897年的7月底，伊麗莎得了傷寒，瘦得皮包骨頭，臉色慘白，都以為她活不過去了，他一連三夜守在旁邊；還有一次，1903年4月初，盧克得傷寒差點送命；一次是因為格里利·潘蘭的死，這位內弟得了肺結核，死時才26歲，他性情友善，會拉小提琴，最善於說潘蘭家人的那種雙關語，還會在小額支票上做手腳，為此他蹲過6個星期的牢；還有5個夜晚，那是1905年1月11日到14日，自己害風溼病右半身不能動，躺在床上受苦受罪，詛咒自己、詛咒上帝；一次是在1896年2月，守著鄧肯家11歲的女兒珊迪的屍首；一次是1895年9月，被關在市裡的牢房裡，後悔、羞慚、極度痛苦；1896年6月，北卡羅萊納州的彼得蒙市，在基利療養院的一間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