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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故不必再費筆墨參與辨析與討論。

袁枚雖見過《紅樓夢》，但他也只是含混不清的說“雪芹者，曹楝亭織造之嗣君也，相隔已百年矣”。既然相隔百年，他也可能只記得大概，即便有曹雪芹這個人，他也不一定就是《紅樓夢》的作者，故不足為憑。更無須再論。

以《紅樓夢》文字文字作“內證”的考據者，多以脂硯齋和畸笏叟的批語作參照，而經我解讀大量評語，尤其是那些涉及可以推測成書年代的評語，沒有一條是真的，即便有真實的紀年可作參照，因不知作者故意將批書年代後推了二十年，仍然將研究者矇蔽其中，理不出一個清晰的頭緒和脈絡，這條路斷然走不通了。

擅長版本研究的專家們，試圖從數以百計的抄本或刻本中找到一些蛛絲馬跡，然而由於誤抄、竄改、底本散失等原因，致使版本的真偽、源頭，以及傳世流變過程更加複雜，加上前人諱莫如深，序言批語語焉不詳，令紅學家們大為頭痛，之所以至今“考”不出個名堂來，是因為所有結論都建立在“謊言”或不相關的文字描述基礎之上，由誤導得出的結論當然是靠不住的。

慣於以歷史事件和紅樓故事情節，人物紐帶關係作切入點發掘《紅樓夢》微旨的人，因沒有發現或無法認同作者有二十多年假死離奇經歷，而作者又以高超的藝術手法有意將真事“隱去”，因而即使發現與事實貌似吻合的線索，也是支離破碎的，未能形成一套完整而獨立的證據鏈，證明作書人所歷見、感受與文字內容的映照關係。加之不可避免的穿鑿附會，導致本事捕風捉影，不能自圓其說，更難以令人信服。

當所有研究途徑無濟於事，無功而返時，唯一的辦法就是重新回到文字之中，這叫舍末求本。我一貫主張以公安刑偵破案之手段，輔以文物鑑定之秘訣研討《紅樓夢》。在外圍取證不足，證據鏈斷裂的情況下，公安人員往往再返回事發現場，作週而復始的勘察，而文物鑑定專家則手不離考證的實物物件，往往有意想不到的驚人發現，因為他們相信事物的本質永遠在事物本身。

我於前文將《紅樓夢》大部分文字內容摘要解讀之後，再回到紅樓成書時間的探討，就是受上述兩種研究方法的啟示。我首先堅信三點。一、曹寅在書中肯定暗示了成書時間的。二，暗示的方法和手段仍然不外乎射謎諧音，以拆字、諧音、解謎三法可解，即是正道。三、《紅樓夢》前八十回定稿時間以曹寅死亡日期為下限，即乾隆五年七月之前，後四十回定稿由曹顒完成，定稿時間下限以書中九位原型人物死亡時間為參照，《紅樓夢》最後定稿時間應在乾隆十年前後。

這九位原型人物生卒年是有史料可查的。弘普（妙玉）－（１７１３－１７４３）；胤禟（王熙鳳）－（１６８３－１７２６）；弘晝（惜春）－（１７１２－１７６５）；胤佑（劉姥姥）－（１６８０－１７２９），唐繼祖（賈政）－（？－１７３０），福彭（北靜王）－（１７０８－１７４８）；曹睿ㄑ�矗��ǎ保罰埃叮�保罰罰矗�徊苧眨ㄑΡη伲��ǎ保叮福福�保罰埃梗�緩膃�ǚ胱嫌ⅲ��ǎ保叮梗矗�保罰矗玻�Ｃ鈑瘛⑼蹺醴鎩⑾Т喝�慫�雜Φ腦�腿宋錚�拔撓惺觥Ａ趵牙訓攘�碩雜Φ腦�腿宋錛�局�笪惱陸凇�

從上列生卒年表分析，曹寅定稿《石頭記》時，妙玉、惜春、北靜王、薛蟠、馮紫英均在世，也就是說，他們的故事尚未完結，其結局也是曹寅所無法預知的，有賴於曹顒在後四十回補續，還有金陵十二釵中有判詞預示結局的，另有元春、寶釵、探春、巧姐、妙玉、惜春六人在世，其中以惜春（弘晝）在世時間最長，於曹寅死後２５年才死去，故《紅樓夢》前八十回實際未言其結局，後四十回曹顒勉強安排惜春出家櫳翠寺接替妙玉，即證明曹顒也未見證惜春後來情形。而元春本是弘皙與曹佳二人本事的合傳，書中寫元妃之死指曹佳４３歲去世，她只是作者“兼色”的一個附加原型，另一個原型弘皙晚死曹寅二年。有傳說弘皙這一年並沒有死，此說法值得進一步考證。

依據上述分析，曹顒定稿後四十回的時間必在乾隆三十年之前，準確地說應在乾隆十年前後，為什麼？因為後四十回署名“東觀閣”的批閱人即是曹顒，從批語解讀分析，曹寅死亡那年（乾隆五年）之後，他才開始整理後四十回。在前八十回，署名“畸笏叟”的批語最晚在１７６７年，據我考定，這一年實指１７４７年（倒推２０年）。曹寅死之前，所謂脂硯齋五評《紅樓夢》，實際可能只評三次，其餘兩次，一次為曹寅口授，曹顒代筆，時在曹寅去世的前一年，即１７３９年。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