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第2/4 頁)

時，還應注重發展綜合國力，併發揮外交手段避免戰爭。這才是目前形勢下國防的本義”。他是一位認識到外交的重要性的軍人、政治家。

1930年的倫敦海軍裁軍會議，是為了把1922年《華盛頓條約》中達成的主力艦的海軍裁軍協定內容擴大到輔助艦（重型巡洋艦、輕型巡洋艇、驅逐艦、潛水艇）而召開的。在這次會議上，日本要求的是總噸位對美比例為1　∶7，8英寸炮重型巡洋艦對美比例為1　∶7，潛水艇保有量萬噸。由於遭到美國的反對，最終達成的協議為重型巡洋艦對美比例為1　∶6，潛水艇萬噸，這雖然低於日本的要求，但輔助艦總噸位數卻達到美國的69％~75％，基本滿足了日本的要求。“既不威脅他國，但同時也不受到他國的威脅，並在國防上保持必要的兵力”，這一方針透過這次會議獲得了保證。

從本質上講，利害關係不一致的國家間的外交交涉中，除非以壓倒性的軍事力量威脅對方，否則想要完全達到本國的要求是不可能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日本在倫敦裁軍會議上取得的數字作為外交交涉的結果，應該得到積極的評價。此外，從“裁軍”這一會議的目的來講，日本透過自己主動的承諾促進整個會議達成共識，限制過度擴張的軍備競賽，此舉不僅有助於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穩定，還有利於日本的繁榮。換個角度講，日本政府透過那次裁軍實施了億日元的減稅，“對內減輕了國民的負擔，對外促進了與各國間的友好交往，為實現世界和平作出了貢獻”。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戰前、戰後日本的國家利益（5）

然而，對於這一外交成果，日本國內的反應卻很消極。有人批評政府簽署條約是侵犯天皇統帥權的行為，如在野黨政友會總裁犬養毅打著“侵犯統帥權”的口號攻擊政府。濱口首相在東京站被歹徒襲擊，次年身亡。現在回過頭來看，圍繞“侵犯統帥權”的批判說明，日本當年不考慮真正的國家利益，盲目陷入了政黨內部利益的鬥爭之中。

“侵犯統帥權”是否定政黨政治的理論。它隨後成為軍人擴張影響力的武器，壓制了政黨政治的正常運作。軍人的獨斷專行使政府與軍部的二元化外交更加明顯，在此種情況下，出於對外強硬戰略與軍備擴張的需要，日本外交逐漸服從於“強兵”這一軍部利益。從此以後，軍部對國家政策的干涉不斷加強。

無外交國家的破產

對於戰略家來說，重要的是俯瞰全域性，制定結合外交和軍事的綜合戰略，並把它落到實處。在日俄戰爭之際，日本透過日英同盟拉攏世界最大的海軍國家，動用了一切手段，比如透過在國際市場籌備戰爭經費或影響國際輿論等途徑，彌補日俄之間實力上的差距，同時也仔細考慮如何結束戰爭，向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請求“調停”等，進行了充分的準備。

最為賢明的戰略無疑是“不戰而勝”。使普魯士成為歐洲大國的俾斯麥是真正的戰略家，他統一德國後，就是透過外交手段實現了國家利益。俾斯麥的外交風格是與各國建立外交關係，與儘量多的國家建立同盟關係，行使由此而產生的影響力，並尋求歐洲穩定與本國安全的多邊主義。因此，被稱為“和平使徒”的俾斯麥“藝術性外交”使德國成為歐洲多國間外交的中心。可是，解任俾斯麥的威廉二世把發展路線從外交與協調，轉變為軍事擴張與對立，邁向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最終戰敗。

以“俾斯麥德國”為模範，推進富國強兵戰略，成功地維護主權與獨立的日本，最後卻沒能吸取德國失敗的教訓，甚至犯了同樣的錯誤。１９４１年，日本與德國建立同盟關係，這決定了跟英美的對決局面。陸軍及部分外務省內部的日德同盟推進者過於相信德國的軍事力量，並宣稱“日本依靠條約（日德意三國同盟）的締結，能維護世界的和平，邁向確立大東亞穩定的大目標”。歷史告訴我們，德國在亞洲太平洋地區是無力的。三國同盟對日本來說，無論在軍事上還是在經濟上，都沒有產生實際利益，而且還僵化了與歐美的關係，並損害了國家利益。

軍人的獨斷專行與大東亞戰爭

像伊藤博文或山縣有朋這些同時運用外交與軍事手段的政治家退出歷史舞臺後，日本便無法繼續統一掌控外交與軍事。在此情況下，軍部開始以“統帥權獨立”的名義，對外積極推進無視政治和外交的行動。採取國際協調路線的幣原外交也沒有取得制度上的支援，沒能展開政黨政治關於“國家利益”的討論，而始終陷入追求“政黨利益”的###，其結果是短視的外交。在由外交官僚和軍事官僚組成的二元化對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