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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爺和總是笨拙地仿效貴族老爺的豪富人家，無論何朝何代，總是使其宅邸遠離人口密集的地方。路易十四統治時期，於澤斯公爵為自己修建了漂亮的公館，在自家門前為蒙馬特爾大街開了一口泉水。除了他的美德之外，這一善行又使他受到民眾的尊敬，以致他去世時全區大批群眾為他送葬。那時巴黎的這一角落還相當荒涼。然而隨著巴黎舊城牆的拆毀，大馬路那一邊的沼澤地蓋滿了房屋，於澤斯家族便離開了這所華麗的公館，如今是一位銀行家居住著了。後來，貴族自以為居於店鋪包圍之中有損身分，也放棄了王家廣場和巴黎中心附近，跨過塞納河，以便在聖日耳曼區自由地呼吸。那時在聖日耳曼區，以路易十四為他所承認的非婚生子女中的寵兒，杜·梅納公爵修建的公館為中心，一些高樓大廈已經聳立起來。

對那些慣於在富麗堂皇中生活的人來說，難道果真有什麼比擁擠嘈雜、泥濘難行、大呼小叫、臭氣沖天、街道狹窄、萬頭攢動更令人厭惡的麼？商業區或手工作坊區的習慣，難道不總是與大人物的習慣相悸麼？經商的人和勞動的人就寢時，貴族還剛想進晚餐呢；待他們高聲活動的時候，貴族又休息了。這兩種人的打算永遠碰不到一處：前者算計收入，後者算計支出。因此，風俗習慣截然不同。這一評論毫無輕蔑之意。

貴族階級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一個社會的思想，正如資產者和無產者代表著社會的體制和行動一樣。因此，這些不同的力量應該有不同的處所。從其對抗中，出現了明顯的互不相容現象，這是由於他們各自活動不同而產生的，而不同的活動卻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這些社會方面的不協調乃是一切憲章合乎邏輯的後果。以致一位隨時準備對憲章發發牢騷的自由黨人，例如抱怨憲章違背崇高的思想之類（實際上下層階級的野心家們正是用崇高的思想來掩蓋他們的真實意圖），對於德·蒙摩朗西親王住在以其名字命名的街道轉過去的聖馬丁街，對於蘇格蘭王室後裔、費茲一詹姆斯公爵在蒙託格伊街轉過去的瑪麗一斯圖亞特大街擁有自己的公館，大概都會覺得十分可笑的。“Sintutsunt，antnonsint”（拉丁文：維持現狀也好，不維持現狀也好），教皇這句美妙的話語可以作為各國大人物的座右銘。每一時代都顯而易見、而且一直為民眾所接受的這一事實，其存在的理由就在自身之中：它既是因，又是果，是一個原則，一條規律。

民眾是通情達理的，只有在居心叵測的人將他們挑動起來的時候，才會將良知拋在一邊。這良知以具有普遍意義的真理為基礎，無論在莫斯科還是在倫敦，無論在日內瓦還是在加爾各答，都是如此。不論何處，當你將財富不等的家族集會在一定的空間之內，你就會看到，分成上等集團、貴族、第一等級、第二等級、第三等級的社會便自然形成。平等大約會成為一種“權利”，而任何人類強權都無法將它變成“事實”。為法國的幸福起見，在全國普及一下這個思想，看來十分有益。

在最不明智的民眾面前，政治上和諧一致帶來的好處，也能顯示出來。和諧一致是秩序的詩篇，而民眾是極其需要秩序的。各種事物之間的相互配合，一言以蔽之，就是統一，這難道不是秩序最簡單的表現形式麼？建築、音樂、詩歌，法國的一切，比起其他任何國家來，都更是建立在這一原則之上。這一原則已寫在法國明確而純潔的語言深處，而語言永遠是一個民族最可靠的表現形式。因此你會看到，在法國，民眾採用最富有詩意、最悠揚婉轉的曲調，喜愛最簡單明瞭的思想，喜歡意味深長而明快的圖案。寥寥數語可以引起一場大革命，在這方面，法國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國家。民眾奮起反抗，從來是試圖將人、事物和各種原則協調統一起來。

然而也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比法蘭西民族更能感受到，在貴族生活中必須存在統一的思想。估計是因為任何其他民族都沒有象法蘭西民族這樣深刻理解政治的需要：歷史將看到，法蘭西民族永遠不會倒退。法蘭西經常上當受騙，但是，也和一個女子上當受騙一樣，是受了最初沒有估計到其意義的慷慨激昂的思想和熱烈感情的欺騙。

如此說來，聖日耳曼區的第一個特點，就是公館富麗堂皇，花園很大，到處安謐寧靜，與其往日擁有的大量地產十分相稱。一個階級與整個都城之間這一空間距離，難道不是透過物質形式來表現的二者之間應有的精神距離麼？世間萬物，頭佔首要地位。萬一某個民族將其首腦打翻在地，它遲早會發現，它已經自我毀滅了。各民族不願死亡，於是要設法再生出一個頭來。一個民族再也無力使頭再生時，它就要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