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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是有沒有持續下去的能力,另一個是應不應該持續下去。這些年我們的增長基本是投入型的,即靠增加生產要素的投入實現的高增長,並沒有實現以技術進步為中心的高增長。資源是有限的,而且投入不斷增長最終會引起邊際收益遞減。這種投入型增長沒有持續的能力。在我們的增長方式沒有完成轉型之前,想要保持這種高增長顯然是困難的。
即使這種高增長可以持續下去,我們也不能這樣做。因為增長過熱會引起各種問題,或者說只追求增長使我們忽略了其他問題,而這些問題的加劇會引發社會不和諧。與斯洛伐克這樣增長率並不高的國家相比,我們的貧富差距太大了。不拿數字說話,就從社會現象來看,斯洛伐克沒有我們這樣的富人區,沒有滿街的賓士、寶馬,但也沒有乞丐,沒有生活難以為繼的窮人。而我們一方面是富人的奢華,另一方面是許多尚為生計發愁的人。再從環境來看,斯洛伐克並不大,所到之處都可以說是山清水秀,而我們的環境破壞之嚴重恐怕在世界上也屬於前列。增長是要付出代價的,任何一種經濟都不能不增長,但在增長與代價之間要找到一個平衡。而且,增長的代價是遞增的。
斯洛伐克是小國,而且有宗教信仰,並不想在世界上爭強,進入第幾名,整個國家,從上到下,心態都較為平和。我們是大國,當然不能運用他們的模式,但成為強國的理想太強烈了,也不見其就是一件好事。我們可以當強國,但不必要求在短期內實現,“大躍進”心態是有害的。我們完全可以把增長速度放慢,做好各方面的協調發展,不以快為目標,而以和諧為目標。當增長快引起各種矛盾時就把速度放慢一些。“欲速則不達”,或者說即使“速能達”,代價太高也不值得。
記得有一個詩人說過,“我們走得太遠,太遠,忘記了出發時的目標”。用在經濟上,是不是可以說,我們增長得太快,忘記了增長的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個共同富裕的和諧社會。增長並不是目標,而僅僅是手段。如果把手段當作目標,那最終就是一場悲劇。漫步在寧靜的斯洛伐克,我悟出了,我們已經走得太遠,忘記了目標是什麼。現在該是清醒過來,反思一下三十年來所走過的路的時候了。
重溫經濟獨立(1)
美國已故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由於對發展經濟學的貢獻曾在1979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關於無限勞動供給下經濟發展模式的觀點已廣為人知,他提出的“劉易斯拐點”(從勞動無限供給、低工資不變,到勞動供給不再無限、工資要上升的轉折點)今天仍被我們經常引用。但他的另一個基本模式觀點,即發達國家剝削髮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一定要堅持獨立自主發展經濟的觀點,卻被遺忘了。
這種遺忘也是一種歷史的必然。拉美的一些“左”翼經濟學家把劉易斯的觀點發展到極致。他們提出了中心…外圍理論,把中心(發達國家)與外圍(發展中國家)對立起來,提出了內向性發展經濟的“進口替代”戰略,即只進口生產資料以最終擺脫發達國家的控制。但在以後的實踐中,力爭融入世界,以“出口替代”發展經濟的亞洲“四小龍”成功了,而實行“進口替代”的拉美國家卻失敗了。以後的全球經濟一體化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的利還是大於弊的。劉易斯和中心…外圍論就被遺忘了。
“*”前的中國並不知道劉易斯,決策者也不懂中心…外圍論。但總體方針是對外封閉。經濟發展的方針是“獨立自由,自力更生”。這話本來不錯,但演變為政策就成了盲目排外。結果經濟落後,淪落到被開除“球籍”的地步。改革其實是以開放為先導的。對外開放才有了這三十年巨大的飛躍。於是“自力更生”云云也被遺忘了。
過去把經濟獨立理解為封閉是一種誤解,放棄這種觀念,融入世界是一種歷史進步。但全球經濟一體化是有利有弊的。當然,利是大於弊的,所以,我們堅持開放的大方向。但對於弊亦不能等閒視之。這次美國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衝擊,也證明了這一點。因此,重溫經濟獨立,就要考慮如何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格局下避免不利的國際衝擊,保持本國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
保持經濟獨立就必須降低對外依附程度。世界上發達國家的對外依賴率(出口+進口/GDP)最高的也不過25%,但中國的這一比例高達60%,出口對增長的貢獻達35%。要保持經濟獨立必須把這一比例降至20%左右。這就是說,不僅在現在的經濟困難時期,我們要強調拉動內需,而且要把內需為主作為一項長期的方針。我們是一個有13億人口的大國,與那些小國不同。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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