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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消費傾向高。貧富差距的擴大是消費增長慢的主要原因之一。凱恩斯早在《通論》中就注意到了這一問題。另一個原因是社會保障不完善，人們有錢也不敢用。這兩個引起消費不足的背後原因是制度造成的。改變制度，提高消費水平並非一日之功。農民收入翻一番也要在2020年之後，那麼，如何能在短期內增加消費？

過去我們的增長主要靠的是投資和出口，但投資和出口的增加也受到客觀條件的限制。投資房地產與基礎設施和城鄉改造投資，在發展初期是拉動經濟最主要的因素。但這種投資要受到土地資源的限制。這些年我們的房地產發展太快了，這就使以後很難按這一速度繼續增長。另一種投資是企業固定投資。這種投資過去也相當快，甚至形成生產能力過剩。早在幾年前，發改委就認定鋼鐵、汽車、家電等12個行業生產能力過剩達到20％—25％。正因為投資過快，國家前幾年的政策一直是控制投資過熱。在經濟發展初期，依靠低成本的出口拉動經濟增長是發展中國家的共同規律。但缺乏核心技術和品牌的出口畢竟缺乏核心競爭力。在本國工資上升、匯率上升，國外反傾銷加劇時，這種出口必然難以保持高增長。

三匹拉車的馬都拉不動了，經濟這輛車當然要減速。與總需求相對的是，總供給也難以增加了。一方面，在高速增長中，原材料價格一路上揚。國外有一句話是“中國賣什麼，什麼便宜；中國買什麼，什麼貴”。這買的東西主要是原材料，想想鐵礦石、石油的價格上升，這些都是中國大宗進口的。原料價格上升到企業難以承受的程度，增長就無法維持原來的速度。另一方面是勞動力成本的上升，無論勞動力供給的“劉易斯拐點”是否出現，新勞動合同法有什麼影響，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或者說是一個不可抗拒的大趨勢。當增長模式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時，僅僅靠投入的增加實現增長。遲早都會出現收益遞減。而何時遞減那僅僅是一個時間問題。

在2007年，中國的增長的確是達到了極限，那個“夏天”不平凡，經濟的確太熱了。當然這種過熱也必然反映在許多方面。首先是通脹加劇，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的物價上漲，正是經濟過熱的結果。流動性過剩和原材料價格上升都是經濟過熱的結果。而這兩者正是通脹加劇的原因。其次是股市暴漲，有億人投身於股市，股市上升像脫韁的野馬，其推動力也在於經濟過熱。第三是房價上漲，有些城市的房價甚至逼近或超過東京、紐約這些全世界房價最高的城市。這當然高得不正常。最後是人民幣匯率上漲，達到了歷史最高點。所有這些指標都超出了正常上升的情況，不是經濟過熱是什麼？

經濟不會像有些人希望的那樣一直高速、穩定增長，總是在波浪起伏中前進的。長達十年的高速增長總會有結束的時候，無非是用什麼方式結束。這正如自然界一樣，夏季之後秋季和冬季肯定要來的。經濟週期，繁榮與衰退的交替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規律，任何一種經濟都是如此。我們的經濟也沒有理由可以例外。在規律面前，我們並沒有特權。當經濟高速增長時，我們就應該預料到有拐點，這不是神機妙算，是常識。

我們不否認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但應對危機首先要從內部找原因。毛主席他老人家說過，內因是主要的，外因往往透過內因起作用。這句話也是我們分析當前經濟問題的指南。夏天來臨時，秋天便不會遠了，記住這一點才能臨危不懼，胸有成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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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四萬億

中央拿出四萬億刺激經濟，地方政府甚至計劃拿出18萬億。無論最後拿出了多少錢，重要的在於如何使其有效率。

經濟學家把錢的用法分為四種：為自己用自己的錢、為自己用別人的錢、為別人用自己的錢，以及為別人用別人的錢。其中效率最高的是為自己用自己的錢，效率最低的是為別人用別人的錢。財政支出就是為別人用別人的錢。在現代社會中，財政支出是不可缺的，所以就要研究用什麼方法來提高為別人用別人的錢的效率。

提高用錢的效率要根據成本…收益原則。當然，從整個社會的角度看，這個收益就不僅僅是賺了多少錢，而是對整個社會長期的影響。這次支出的錢有些是為民生的，如補貼低收入者或建設保障性住房，投資的收益不好計算。但還有一些是用於基礎設施投資的，成本…收益分析就極為重要。過去有些政府投資，如在一些並不發達的地方修機場或建磁懸浮列車，專案本身長期處於虧損狀態，而且對當地經濟沒有什麼明顯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