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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恐無來臺之便，得暇盼時來書，以獲知君學問進詣為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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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與錢穆、胡適的關係（2）

“錢穆的信，寫得工工整整，足見此公主敬修養的一面。信中對一個18歲的青年人如此鼓勵，固因我的好學引起他的注意，也實可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風度。信中說他要‘按期郵寄’他在‘某雜誌’的《論語新解》連載，他言而有信，果然按期寄來（‘某雜誌’是香港《人生》雜誌），使我對他益發感念。按說以錢穆對我的賞識，以我對他的感念，一般的讀書人，很容易就會朝‘變成錢穆的徒弟’路線發展，可是，我的發展卻一反其道。在我思想定型的歷程裡，我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對錢穆，我終於論定他是一位反動的學者，他不再引起我的興趣，我佩服他在古典方面的樸學成就，但對他在樸學以外的擴張解釋，我大都認為水平可疑。錢穆的頭腦太迂腐，迂腐得自成一家，這種現象，並無師承，因為錢穆的老師呂思勉卻前進得多，老師前進、學生落伍，這真是怪事！

“與錢穆通訊後第三年（1955年），我進了臺大歷史系。臺大歷史系是‘胡適型’的地盤，對‘錢穆型’是隱含排擠的。在胡適有生之年，錢穆未能成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始終認為對錢穆不公道。錢穆的雜七雜八的理學怪說固不足論，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樸學成就，卻更該先入選成院士。與錢穆通訊後第九年（1962年），我已為成熟的戰士。我在《文星》發表《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開始激烈地攻擊了錢穆，這種攻擊一直不斷，在我們會面後34年（1986年），我還發表文字，大表我對他倒在蔣介石懷裡的不滿。我說，試看錢穆寫《總統蔣公八秩華誕祝壽文》，歌頌蔣介石是‘誠吾國曆史人物中最具貞德之一人。稟貞德而蹈貞運，斯以見天心之所屬，而吾國家民族此一時代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勝之也’。肉麻兮兮，已是全然無恥，知識分子反動到這步田地，真大令人失望矣！回想錢穆當年給我寫信，標榜‘學問’與‘德性’的關係，如今‘學問’竟不能阻止‘德性’的淪落，我真忍不住為他悲哀！我又說‘回想我與錢穆的一段因緣，我的確完成了‘一朝眉羽成，鑽破亦在我’的階段，可惜的是，錢穆本人，卻愈老愈‘自纏’得愈緊了。如今他過九十歲生日，五代弟子，冠蓋雲集，人人稱慶，我卻別有誌哀—我為錢穆惜，他有做成真正‘一代儒宗’的機會，可是他卻做成個假的。

“歷史上，真正‘一代儒宗’是不會倒在統治者的懷裡的！在錢穆死前不久，我去‘故宮博物院’，遠遠地望見了他，他已老態龍鍾、步履維艱。我沒有趨前問候，但心裡一直感念他，畢竟在我少年時代，他曾經被我心儀、曾經熱心指導過我、幫助過我，這種老輩風範的人物，對‘現代史’的人說來，真是‘上古史’了………”

“胡適是我在北平念小學、念初一就久聞大名的學者，在臺中一中時，從陳正澄那裡借到《胡適文選》、又在舊書店買到《胡適文存》一二集、又看到《中國哲學史大綱》等，使我對他大為佩服，但絕沒想到，在他生前死後，竟跟我有那麼多的奇緣與橫禍！事實上，奇緣後來還在衍生呢！他給我寫的字，為了義助慰安婦，我拿出拍賣了100萬，由臺大醫師陳耀昌義買了；他送給我並題字的華嚴《智慧的燈》，我點名葉明勳、華嚴夫婦以100萬義買了（他們夫婦出了100萬後，又把該書捐給胡適紀念館了）。這種奇緣還沒停止，到了1998年更妙了，我在歷史系同班者同學陶英惠，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身份兼領胡適紀念館，我跟他說：‘過去胡適紀念館一直被壟斷，胡適留下的稿件我們都不能完整看到，錢思亮當年說胡適有一封給我的信的殘稿，能不能找找看啊？’英惠答應了，他囑咐在紀念館工作的朋友們找找看，回報說找不到。可是過了幾天，英惠突寄來一信，開啟一看，赫然是那封信的影本！共4頁，第4頁寫了一行，就停筆了。英惠告訴我，柯月足小姐在整理胡先生藏書的時候，忽然在書與書架的空隙處找到塵封多年的幾張紙，開啟一看，原本就是這封信。信的第一頁左上角有錢思亮的親筆（錢思亮做中央研究院院長時，陶英惠做過秘書處主任，所以認識他的筆跡），上面寫道：‘這是一信（封）胡先（生）沒有寫完的信，請妥為儲存，因為這是胡先生人格偉大和做事認真最好的一個證明。’既然上有錢思亮親筆，可證放在那麼隱秘所在，絕非胡適生前所為，那麼這又是誰幹的事呢？為什麼不把這封信放在胡適稿件中呢？真令人想不通。可能有點‘陰謀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