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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他自己這樣回憶：“當時共產黨批判逃離他們的學者，共分兩個型，一個是‘胡適型’，一個是‘錢穆型’。我對他們兩位，都分別加以注意。但胡適遠在美國，錢穆卻因陰錯陽差到了臺灣台中，使我先結識了他。”

“1952年錢穆應淡江英專（淡江大學前身）校長居浩然之邀在驚聲堂講演，不料天花板突然下落，錢穆受傷。那時徐復觀想在學術界插一腳，故拉攏錢穆，把錢穆接到臺中徐府養傷。後來改住存德巷一號。徐武軍是我好朋友，他受了徐復觀影響，課本以外知識知道不少，和我很談得來。他說，你李敖程度這麼好，我要帶你去見一個人，我問是誰，他說是錢穆，我聽了很高興。

“不久，他就跟錢穆約好，1952年6月15日，徐武軍帶我走進存德巷一號，見到了錢穆。錢穆身穿府綢小褂，個子很小，滿口無錫土音，乍看起來，長相與聲名不大相符，簡直使我有點懷疑眼前這位是不是就真是錢穆。他為人極為親切，對我們兩個高二學生，全無架子，聊起天來。我向他請教治國學方法。他說並沒有具體方法，要多讀書、多求解，當以古書原文為底子為主，免受他人成見的約束。書要看第一流的，一遍又一遍讀。與其十本書讀一遍，不如一本書讀十遍。不要怕讀大部頭的書，養成讀大部頭的書的習慣，則普通書就不怕了。讀書時要莊重，靜心凝神，能靜心凝神，任何喧鬧的場合都可讀書，否則走馬看花，等於白讀。選書最好選已經有兩三百年以上歷史的書，這種書經兩三百年猶未被淘汰，必有價值，新書則不然。新書有否價值，猶待考驗也。

“我去看錢穆的時候，手中拿著我的《李敖札記》第二卷，錢穆接過去，翻了一下，看到第一篇我寫的《梁任公上南皮張尚書書》，他很驚訝，問我梁啟超這封信的出處，我告訴了他。這件事，使我有兩點感想，第一，他不恥下問，真有‘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風度，令我敬佩；第二，他竟不知道這封信的出處，他的學問的廣度令我起疑。

“錢穆翻完了我的札記，一邊誇獎我，一邊轉過頭來，溫和地對徐武軍說：‘你不如他’。我奇怪錢穆竟這樣當面教育徐武軍，也許他住過徐府，跟徐武軍很熟的緣故。　臨告辭前，錢穆約我再去看他。那時我家住存德巷十三號臺中一中宿舍，每天經過他門口，看他方便，可是我沒有再去。後來他回到香港。我在第二年（1953年4月14日）寫了一封信給他，表示我對他的感謝，並請他‘給我以指教’。我還問他兩個問題：《中國曆代政治得失》第一四四頁雲：‘第四個禁地是新疆。因此地土壤肥沃，尚未開闢，他們要留作滿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滿洲人到那裡去，故不許中國人前往，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亂以後，禁令始弛，漢人才能隨便去新疆。’這一回史實，在羅香林先生的高階中學本國史下冊第二頁中，卻有如下地說法，‘先是清主寧，即位後改元道光，頗有圖治之志，既平回疆之亂，遂於道光十一年納將軍長齡之議，以回疆‘西四城’閒地，招民開墾，以裕兵糈，回疆始行屯田之法，漢民因是得盛徙其地。‘羅先生所述’納將軍長齡之議’一語，似有所據，與先生所云，時間上相差甚遠，不知何故？再者，《國史大綱》第三頁第十一行雲：‘美人安達生名此曰北京人’一語，他書皆作‘瑞典人’，不知何故？半個月後（4月29日），我收到錢穆的回信，全文如下：

‘李敖學弟如面：昨奉來書，知君努力學問，與日俱進，著能持之有恆，繼續不懈，將來必有成就，可喜可賀。學問之事，首貴有恆心，其次則防驕氣，小有所成，志得意滿，中道而止，雖有聰秀之質，犯此二病，終不能有遠到之望，唯立志高遠，始克免此。君尚在青年，向學伊始，故特以此相勉。能熟誦‘莊’書，亦一佳事，然‘論’‘孟’尤為重要，須時時玩索，心體力行。盼先就《朱子集註》細細研讀，勿以能讀過為了事。此乃學者所宜終身常誦之書。穆最近有《四書釋義》一種，亦在臺北出版，與《中國思想史》同收入國民基本智識叢書中，內有舊稿《論語要略》、《孟子研究》兩種，為初學治‘論’‘孟’者指示塗轍。最近又泛事《論語新解》，刊載於某雜誌，以後當按期郵寄。當知學問與德性實為一事，學問之造詣，必以德性之修養為根基，亦以德性之修養為限度，苟忽於德性，則學問終難深入，此層務盼注意。《近三百年學術史》若能細讀，可獲許多治學方法，恨手邊無此書可以相贈。所詢兩節，關於新疆漢民移植，羅書亦有據，然大量之流入乃在後；安達生為瑞典人，《史綱》系一時筆誤，未經校出也。《國史新論》短期內或可付櫻，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