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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視覺和呼吸。全房只有一扇門，門上方有一手掌大小玻璃，透過玻璃，門外的警衛可以窺視室內動靜，我在這第5房住了近一年，門口的警衛24小時從沒中斷過。換句話說，除了在洗臉、大小便時有個死角外，一舉一動，全在閉路電視和警衛一人的監視中。正因為第5房的裝修如此奇異，所以我在夜以繼日、日以繼夜的疲勞審問中，完全無法辨別是日是夜，只能從早餐的情況感覺出又一天開始了。

李敖又說：“我從1971年3月19日晚上被收押起，大概經過三四天或四五天的疲勞審問，始終渾身疲累卻滿口謊話，不得要領。特務們偵訊的方式只是翻來覆去聽你說說說，偶爾在旁做記錄，4小時換一班，接班的兩人翻看記錄後，即立刻進入情況。輪番上陣，一一追問我過去多年所做‘害’國民黨的事，尤其是‘跟監’我的14個月中，我竟神通廣大，在被‘跟監’中做的許多‘害’他們的事，例如援救柏楊事件、泰源監獄名單事件、接雷震出獄事件、竊聽器偷運事件，乃至八竿子打不著的美國商業銀行爆炸事件等等，不一而足。在所有問題中，最令我困擾的是一再問什麼是‘兩個半’？我說‘兩個半’是中國民間傳說有兩個半軍事家，一個是楊傑、一個是蔣介石、半個是白崇禧。他們說你李敖胡扯，我們問的不是這個。我說既然不是這個，請你們給我一個邊，教我怎麼答，否則無從答起，最後終於告訴我魏廷朝說‘兩個半’是他是一個‘###’，謝聰敏是一個‘###’，你李敖是半個‘###’。在臺灣肯定的‘###’，只有你們‘兩個半’。事實上，魏廷朝從來沒跟我提過什麼‘兩個半’，我又從何答起？最後偵訊人員告訴我，他們得到的情報是以某某為首的叛亂活動‘臺灣本部’有五個委員，我是其中之一。我聽了大惑不解，因為關於這‘臺灣本部’，事實上，我一無所知，乃是被逮捕以後才得知的。聽了這一天方夜譚，我說半個正好是‘兩個半’的五分之一，‘兩個半’自是指五委員而言，這樣看來，‘兩個半’豈不正是五委員的秘密代號嗎？—我在憂患中仍不失幽默，這段諷刺，我記憶猶新。”

李敖說：“為了證實我是五委員之一，特務們硬要從我口中，落實這一事實。因而把我刑求，刑求內容從拶指到夾竹竿，不一而足。後來得知：我是受刑受得最客氣的一位，同案除……以下，……都受到各種苦刑，包括灌汽油、坐老虎凳、背寶劍、三上吊、搖電話等等在內，這樣子長年逼供的迫害，最後取得的自白，其真實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刑求我的人物是由保安處組長李彬如上校帶頭。李彬如長得很委瑣黑矮，上海口音，在1963年檢察官王鎮被刑求案中，就出過大惡名（1963年5月6日監察院‘王鎮訴請被警總刑求案之監察院調查報告’中提到的李中校，即是此人），後來因脊椎生病死了。……這些人在辦案時，心理狀態都是極有問題的。例如他們刑求逼供時，我反問他們，我說：‘我看別這麼麻煩了好不好？你們拿空白的筆錄紙來，我在最後先蓋下指模奉贈，然後你們回辦公室，隨便你們怎麼填寫我的罪狀就是了，你們填我是“匪諜”、是“###”。是長白山上的“老狐狸”（我被抓時，正是電視劇《長白山上》走紅的時候），悉隨尊便，都行！’可是，他們不肯，他們吼說：‘他媽的你李敖是什麼意思？你這樣看不起我們！你以為我們破不了案，你想把秘密帶到棺材裡去？不行！你死進了棺材，我們也要把你棺材蓋撬開，要你吐出秘密，再去死。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你在我們眼中，是玻璃缸裡的金魚，我們把你看得一清二楚！你不說不行！’我說：‘你們要我說，總得透露一點蛛絲馬跡，讓我來編。’他們說：‘我們不提示！’正因為他們的信條是‘不提示’，所以才有新疆王盛世才那種整人作風。（盛世才自己反蘇後，誣人是共產黨，十分起勁，他親自審問丁慰慈，查問拿了蘇聯多少盧布。丁慰慈不勝刑求，向盛世才說，你說拿多少就拿多少，我承認就是。可是盛世才一定要逼人自誣。於是丁慰慈只好從拿5萬說起，盛世才嫌少，毒打之下，盧布由5萬升到10萬、20萬、30萬，可是還打個不停，嫌太少。丁慰慈索性自誣拿了100萬，結果盛世才又嫌多。於是，丁慰慈由10萬、20萬、30萬，一路往上升後，再從90萬、80萬、70萬、60萬一路往下降。直到被毒打得體無完膚時，丁慰慈說出50萬，盛世才認為與腹案相合，含笑叫停。盛世才的結論是：‘丁慰慈！你早說實話，不就少吃那麼多的苦頭了麼？’）—這種辦案人員的心態，後來我才悟出道理來，原來這是一種自欺型的心理變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