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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嶺，都很難說。韓丁知道他們都是跟著大雄乾的人，就向那家建築公司打聽大雄。他還到其他工地上打聽過大雄——大雄在平嶺的建築行裡不是很出名麼——遺憾的是還真沒幾個人知道大雄這個人的，偶爾聽說過的，也只知道他是個很厲害的工頭，但說不清他現在去了哪裡。

這其實只是一個完全不知有無價值的線索，韓丁卻帶著羅晶晶，只問耕耘不問收穫地幾乎走遍了平嶺的每個建築工地和每個建築公司，找得極其辛苦。開庭日期日漸臨近，可供耕耘的地方也不多了。找不到這兩個證人，檢察院對載入證據目錄中的那份血跡鑑定書的下落又遲遲未見答覆，韓丁和羅晶晶每天早上起來，吃完了早飯便茫然相顧，誰也不知道今天該到哪裡去，再幹點什麼。

彷徨了三天，韓丁突然想起了平嶺公安局刑偵大隊的那位姚大維！

於是他就找了姚大維，像過去一樣，打著老林的旗號給他打電話，約他出來吃飯。電話裡的姚大維還是以往那樣爽快的口吻：“我最近太忙，飯不吃了，有什麼事你就說吧。”

韓丁就說了想看看血跡鑑定報告的事。當然，他只說想看看血跡鑑定報告，沒說想看哪一份報告，更沒說他知道有前後兩份血跡報告的事。

姚大維說：“就這事啊，沒問題，你找檢察院要就行，他們都有。”

韓丁說他已經要了檢察院到現在還沒找到呢。姚大維想了一下，說：“那好吧，我回去查一下，我幫你影印一份。”

韓丁大喜過望，沒想到姚大維這麼幫忙，不由連聲道謝。他放了電話就把這個情況向站在邊上聽著的羅晶晶說，羅晶晶愣了半天，不相信地問：“咱們要給他買點東西麼？”

韓丁愣了一下，馬上搖頭。他搖頭是為了表示他和姚大維的關係有多麼好，他說：“姚大維和老林是老同學，和我現在也沒的說了。不用！”

但韓丁和姚大維通完電話以後便再也聯絡不上他了。時間一天天過去，急得韓丁每天晨昏坐臥不寧。他隔兩個小時就給姚大維的手機打電話，夜裡都打，但每一次都是“你撥叫的電話已關機”。他給姚大維單位打電話，電話轉來轉去終於轉到姚大維的辦公室，姚大維的一個同事在電話裡把他姓甚名誰何方人氏地問了個底兒掉。韓丁一通自我介紹：我叫韓丁，是北京來的，是姚大維的朋友云云……韓丁的京腔京調很標準，一聽就肯定是北京來的，假冒不了。於是對方便告訴他，老姚生病回家去了，有好幾天沒來上班了。韓丁懵了：哎喲，他怎麼病了？對方說：他也是人，怎麼不能病啊！韓丁說：噢，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說：你知道他家在哪兒嗎，我去看看他。對方畢竟不明韓丁的底細，多有不便地搪塞過去：啊，他家呀，不知道。我們也沒去過。如此這般，韓丁也無奈。

掛了電話，韓丁心情壞透了，在一邊旁聽的羅晶晶看他臉色不好，便叨咕：還是得送點東西吧……羅晶晶這麼單純的小姑娘現在居然變得這麼世故，動不動就想著“送東西”！送東西是什麼？是行賄！韓丁憤怒地說：不用！

韓丁賭氣地想，到了開庭的那一天，逼急了，他就當庭要求把第一份血跡鑑定書也作為呈堂證據！但想想又覺得沒用，因為第一份鑑定書也並未否定龍小羽殺人，所以即便第二份鑑定書認定殺人，和第一份也不矛盾。他之所以想搞到第二份鑑定書，無非是想提前研究，請教專家，找出矛盾，找出漏洞，而這個目的在庭審過程中匆匆聽讀一遍是絕對難以達到的。

在得知姚大維生病回家的第二天，他們等待已久並且為之緊張已久忐忑已久的那個日子終於來了：韓丁接到了法院的通知，通知他三天後正式開庭。韓丁知道，這案子是到了最後的關頭了，他不能再傻乎乎地苦等這份血跡報告，在最後的三天中，他必須全力以赴抓緊時間進一步熟悉那些原來早已爛熟於胸的辯護材料，為開庭做最後的衝刺。那些材料他本來已能倒背如流，時間、地點、人物、事件、原因以及整套的邏輯推理和法理分析，隨便從哪裡進入都能前連後貫、綱舉目張，但從接到開庭通知的這一刻起，他似乎一下子把它們都忘了　，他的大腦就像遭遇了病毒的電腦，所有儲存剎那間一片空白，他不得不從早到晚把那些原始記錄一一重啃一遍，重新輸入大腦。他全神貫注於這樣的複習，並沒有注意到羅晶晶仍然在不厭其煩地撥打著姚大維的手機。她並不知道韓丁找姚大維要幹什麼，也不知道姚大維請病假回家了，她主觀地認定韓丁執意尋找姚大維肯定是為了一件很關鍵的事情。在開庭的前一天他們吃午飯的時候韓丁忍不住問她：你這兩天總撥電話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