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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遇難後裝著他的籮筐隨潮水漂走，他因此與神話掛鉤——鯉魚在水中託著他，庫文軒便是在這種帶迷信色彩的精神環境中長大的。這樣看來，或許庫文軒一代和“庫文軒意識”的悲壯謝幕，正是中國社會祛魅的兆徵。

二是《河岸》依舊是一部給世界重新劃定疆界的作品。這要從作品開頭的三段說起。李某早已能夠背誦這三段，並非李某刻意為之，是在反覆閱讀這部作品，判斷出這三段的價值，進行細讀分析，之後，自然而然記住的。我要向說出“好小說的開頭是為這部小說定調”的人，致敬。有人認為，《河岸》第二段的開頭：“別人都生活在土地上，生活在房屋裡，我和父親卻生活在船上，這是我父親十三年前作出的選擇，他選擇河流，我就只好離開土地，沒什麼可抱怨的”給小說定了調：沒有什麼可抱怨的。而李某認為，早在第一部分《兒子》的第一段僅有的一句“一切都與我的父親有關”，蘇童在定調的同時便已經給世界劃出了疆界，同時暗示了自己小說的表達方向——以個體意識為標準來劃分兩重天，但這裡，這兩重天沒有全然對立，而是保持著親切的距離。庫文軒是烈士鄧少香的兒子，庫東亮是庫文軒的兒子，兩代“兒子”是兩代人。庫文軒喪失了個體意識，而庫東亮沒有喪失，他們生活在一起，共同親歷了磨難。故事的敘述者庫東亮一句“一切都與我的父親有關”，將“我”划進庫文軒世界的同時，也將“我”劃到了旁觀者的席位。作品以人倫關係作為故事發生的起點，以人的個體意識作為新標準，以通透的“沒有什麼可抱怨”作為敘事的情感基墊。《河岸》傳達的重點將不是反思，不是批判，是具備大胸懷之後用個體意識、個體的擔當來看待歷史，正視我們曾經存在的生活，用健康的心態構建我們民族誌學中遺缺的一頁。《河岸》告訴我們，中華民族是我們的，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為本民族，自己所在的時代負責。再次默唸小說的第一句“一切都與我的父親有關”，發現小說的敘述者和歷史保持了親切的距離，五味雜陳，但毫無怨尤。

我隱隱作痛，意識到這件藝術品的最高出價者是我們民族，曾經生活在虛妄和迷狂狀態下的許多人——他們以他們的一段歷史或整個世界為代價。

最後我想說，《河岸》是一部真正可以一句句讀的作品。每一句話都飽含能量，不準確的比方是把它們稱為居里夫人提煉的鈾，或許《河岸》將以原子彈的形式在大腦中爆炸。具有膽識者，準備開始舉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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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與岸：蘇童劃分兩重天

河與岸：蘇童劃分兩重天

——談蘇童長篇小說《河岸》

李昌鵬／文

正如車爾尼雪夫斯基早早地看穿列夫·托爾斯泰，哈佛大學王德威教授的論述找到了蘇童作品的特徵。王德威說：“蘇童的世界令人感到不能承受之輕，工整精妙，卻是從骨子裡就掏空了的。在這樣的版圖上，蘇童架構或虛構了一種民族誌學。蘇童再度證明他是當代小說家中最有魅力的說故事者之一。”

一讀，二讀，三讀……從第一次閱讀到今天，李某不知不覺已經讀了五回，而蘇童長篇新作《河岸》的味道沒有濃轉淡，反而像火鍋，越熬越出滋味。於是，我不禁想談談這部《河岸》。這部小說的標題是“河岸”，河與岸，組合在一起，是矛盾的。“河岸”這個詞語，是一個偏義詞，理解時是朝“岸”的意義來理解，當然，這其中寄予了意蘊豐富的希望。然而，從小說的內容來看，“河”絕對不是一種陪襯，“岸”也不是理所當然的主要表意部分。河與岸，在小說中成為有疆界的兩個世界。

蘇童成功地劃出了這兩個世界的疆界，但這兩個世界都被庫文軒虛妄的精神幻境籠罩，它帶給庫文軒的是不能承受之輕。生活在河與岸兩個世界，庫文軒始終站在一個親人榮耀的光環之上，這個親人是她的母親——鄧少香烈士——這個他記憶中不可能共同生活過一天的人，他對她怎麼可能產生超越其他任何一個人的深摯情感？其實，他的榮耀（甚至當上了書記）在岸上來得莫名其妙，他被流放到河流的災難便也來得莫名其妙。他從來沒有為自己的“作風問題”反省過，但為了維護烈士母親的榮耀竟肯自斷塵根。

庫文軒表現出的是偏執的“近乎病態的狂想”（普利策文學獎得主約翰·厄普代克描述對蘇童作品的印象），庫文軒失去了個體意識——這一切也可以歸咎於特定環境中或許人不可抗拒，或許是群體放棄捍衛個體意識與獨立精神，帶來的惡果。於是，庫文軒成為了守候在河與岸兩個世界，最為不幸的人。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