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部分(第3/4 頁)

夷夏、中外、強弱、群己、人我、公私、情理、常變、去留、因果、經濟（經世濟民）等等，都在論述之列。這種強烈表達思想的小說，內容豐富自是罕見的。

為什麼罕見？因為《北京法源寺》是歷史小說。一般歷史小說只是〃替楊貴妃洗澡〃、〃替西大後洗腳〃等無聊故事，《北京法源寺》卻全不如此。它寫的重點是大丈夫型的人物。這是一部陽剛的作品，嚴格說來，書中只有一個女人，並且還是個壞女人，其他全是男性的思想與活動。它寫男性的豪俠、男性的忠義、男性的決絕、男性的悲壯。但它並不歧視女人，從光緒的珍妃的哀怨、到譚嗣同的閏妻的死別，都可反映出這些，只是它的主題不止於男女之情而已。

《北京法源寺》中的史事，都以歷史考證做底子，它的精確度，遠在歷史教授們之上（例如張灝寫《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作者儼然譚嗣同專家，但書中一開頭就說譚嗣同活了三十六年，事實上，譚嗣同生在一八六五，死在一八九八，何來三十六年？）。在做好歷史考證後，儘量刪去歷史中的偽作（例如根據王照《小航文存》和唐才質《戊戌聞見錄》，譚嗣同在獄中，不可能再寫信給康、梁），而存真實。不過，為了配合小說的必要，在刀口上，我也留下關鍵性的可疑文獻（例如譚嗣同獄中詩，〃去留肝膽兩崑崙〃的事，我在《歷史與人像》中早有考證，但這是歷史學的範圍，不是小說的範圍，在小說中，我另做處理），甚至還有將錯就錯之處（例如譚嗣同孫子譚訓聰寫《清譚復生先生嗣同年譜》中說〃親赴法源寺訪袁〃，但照袁世凱《戊戌日記》，他住的是法華寺。但我為了強調法源寺的故事性，特就年譜將錯就錯處理）。

大體說來，書中史事都儘量與歷史符合，歷史以外，當然有大量本著歷史背景而出來的小說情節，但小說情節也時時與史事掛鉤，其精確度，別有奇趣（例如書中描寫譚嗣同看到的日本公使館〃那一大排方形木窗〃，事實上，是我根據一九00年的一張日本公使館的照片做藍本寫出來的。又如整個有關法源寺的現狀，是許以祺親在北京為我照相畫圖的；有關袁崇煥墳墓資料，是潘君密託北京作家出版社李榮勝代我找的；有關康有為、譚嗣同故居現狀，是陳兆基親自代我查訪的……）。清朝史學家說〃中有苦心而不能顯〃、〃中有調劑而人不知〃，大率類此。

史事以外，人物也是一樣。能確有此人、真有其事的，無不求其符合。除此以外，當然也有塑造的人物，但也儘量要求不憑空捏造（例如小和尚普淨，他是三個人的合併化身，就參加兩次革命而言，他是董必武；就精通佛法而言，他是熊十力；就為共產黨獻身做烈士而言，他是李大釗。我把他定名為〃李十力〃，並在李大劊等二十人被絞名額中加上一名，就是因此而來。又如在美國公使館中與康有為對話的史迪威，他確是中文又好又同情中國的人物，我把他提前來到中國，跟康有為結了前緣）。這類〃苦心〃與〃調劑〃，書中亦復不少。

總之，寫歷史小說，自然發生〃寫實的真〃和〃藝術的真〃的問題，兩種真的表達，小說理論頭頭是道。《北京法源寺》在小說理論上，有些地方是有意〃破格〃的。有些地方，它不重視過去的小說理論，也不重視現代的，因為它根本就不要成為〃清宮秘史〃式的無聊小說、也不願成為新潮派的技巧小說，所以詳人所略、略人所詳，該趕快〃過橋〃的，也就不多費筆墨；該大力發揮的，也不避蕭伯納（G。B。Shaw）劇本《一人演說》之讖。正宗小說起於十八世紀，紅於十九世紀，對二十世紀的小說家說來，本已太遲。艾略特（T。S。Eliot）已咬定小說到了福樓拜（Flaubert）和詹姆士（Henry　James）之後己無可為，但那還是七十年前說的。艾略特若看到七十年後現代影視的挑戰，將更驚訝於小說在視覺映像上的落伍和在傳播媒體上的敗績。正因為如此，我相信除非小說加強僅能由小說來表達的思想，它將殊少前途。那些妄想靠小說筆觸來說故事的也好、糾纏形式的也罷，其實都難挽回小說的頹局。

在一般以小人物為小說的矮叢中，我高興我完成了以大人物為主角的這部《北京法源寺》。寫大人物是多麼振奮自己、振奮人心的事！書中大人物之一譚嗣同，他以身殉道、〃踔屬敢死〃（章大炎語），更是〃清季以來〃、〃一人足以當之〃的〃真人物〃（熊十力語。）他一生心血，全在《仁學》一書。寫成之後，他感於臺灣新喪日本之手，乃不用真名，而以〃臺灣人所著書〃顏其封面，借哀濁世。如今，我獨處臺灣，寫《北京法源寺》，〃臺灣人所著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