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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八年七月四日，孫殿英為了盜墓，掘了西大後墳於北京。事後蔣介石揚言要查辦，但是，當蔣介石的新婚夫人宋美齡收了贓品，並把西太后鳳冠上的珠子裝在自己鞋上的時候，查辦之說，也就不了了之了。

……（略……編者）

所有地面上活動的，都化為塵土、都已躺下；剩下的，只有那靜止的古剎，在寒風中、在北國裡，悲滄的仁立著。啊！北京法源寺，北京法源寺！多少悲愴因你而起、因你而止、因你而留下串連、血證與碑痕。雖然，從憫忠臺殘留的石礎上，知道你也不在靜止，也在衰亡。你的仁立，也因你曾傾倒。但是，比起短暫的人生來，你是長遠的、永恆的。你帶我們走進歷史，也走出歷史，只有從你的〃法海真源〃裡，我們才看到中國的〃血海真源〃。

啊！北京法源寺，北京法源寺！我們不配向你再會，是你向我們道別、向我們一代一代道別。我們一代一代都傾倒了，只有你仁立。不過，我們樂見你的仁立，我們一代一代，把中國人民的血淚寄存在你那裡……你的生命，就是我們的。

一九九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中國臺北。

我寫《北京法源寺》

《北京法源寺》作為書名，是十六年前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時在國民黨黑獄中決定的。自一九七一年起，我被國民黨政府關過兩次，第一次十足關了五年八個月；第二次十足關了六個月，一共十足關了六年兩個月，再加上被在家軟禁十四個月，一共是七年四個月。七年四個月中，六年兩個月是在牢裡度過的。

我歷經七間牢房，其中有保安處不見天日的密封房、有軍法處臭氣四溢的十一房、有仁教所完全隔離的太平房、有臺北看守所龍蛇雜處的三二房……其中住得最久，是軍法處的八號房，我一人住了二年半之久。八號房不到兩坪大，扣掉四分之一的馬桶、水槽和四分之一的我用破門板架起的〃書桌〃，所餘空間，已經不多。一個人整天吃喝拉撒睡，全部活動，統統在此。不過不以人為本位，小房間內也不乏〃生物〃，白蟻也、蟑螂也、壁虎也、蜘蛛也、蜈蚣也……都戶限為穿、來去自如。至於狗彘不若的人，就自嘆弗及。八號房的戶限與來去，主要靠牆與地交接點上的一個小洞，長方形，約有30X15厘米大，每天三頓飯，就從小洞推進來；喝的水，裝在五公升的塑膠桶裡，也從小洞拖進來；購買日用品、借針線、借剪指甲刀、寄信、倒垃圾……統統經過小洞；甚至外面寄棉被來，檢查後，也捲成一長卷，從小洞一段段塞進。小房雖有門，卻是極難一開的。門雖設而常關，高高的窗戶倒可開啟，可是透過窗上的鐵欄看到的窗外，一片灰牆與肅殺，縱在晴天的時候。也令人有陰霾之感。

在那種年復一年的陰霾裡，我構想出幾部小說，其中一部，就是《北京法源寺》。

由於在黑獄裡禁止寫作，我只好粗略的構想書中情節，以備出獄時追寫。一九七六年我出獄，在料理劫後之餘，開始斷斷續續寫了前幾章。一九七九年我復出文壇，在其他寫作方面，一寫十二年，出書一百二十種，被查禁九十六種，被查扣十一萬七千六百冊。這十二年間，幾乎全部主力，都投在其他寫作方面了，《北京法源寺》就被耽誤了。十二年中，只斷續寫了萬把字，始終沒法完成。

耽誤的原因其實不全在時間不夠，而是我心理上的一個求全故障。伏爾泰（Voltaire）說過一句話：〃最好是好的敵人。〃（Le　mieux　est　l'ennemi　du　bien。The　best　is　the　enemy　of　the　good。）正因為我要寫得〃最好〃，結果連〃好〃都躊躇下筆了。

國民黨在臺灣三十七年之久的報禁解除後，我決定創辦《求是報》，一方面跟這個偽政權周旋，打倒它，為它送葬；一方面要用這種報紙媒體，造成時勢，深入人心，為中國造前途。我深知報紙一辦，我的時間就被困住，《北京法源寺》將不知何年何月問世了。因此我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每天寫兩個多小時，終於在去年年底，快速完成了它。艾維林渥（Evelyn　Waugh）說一部長篇小說需要六個星期才能完稿，我這部書，恰如其說。由於它只是我史詩式小說中的一部，我自不打算用一部小說涵蓋所有的主題，所以，它涵蓋的，只在四百個子題以內，但內容也很驚人了。

《北京法源寺》以具象的、至今屹立的古廟為縱線，以抽象的、煙消雲散的歷朝各代的史事人物為橫剖，舉凡重要的主題：生死、鬼神、僧俗、出入、仕隱、朝野、家國、君臣、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