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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很可能代表了“海洋文化”。儘管黑格爾說封建時期的中國人背離了海洋，但在新石器時代我們或許可以說，是海洋文化打敗了陸地文化，東部打敗了西部。“三代”的出現很可能可以歸納為海洋文化的勝利，或者“水利文化”的勝利。

在中國最早的文明遺址之間是否曾經有過交流，這是個問題。並且，怎麼來定義這個“交流”就是個問題。但無論如何這是個事實：他們各自有自己的強烈特色；假如還不能說某些貌似交流的成分是同源，那麼起碼我們可以說這個交流是很薄弱的。

就仰韶文化與裴李崗之間，“無論是碳十四測定還是型別學研究，都尚未能將該型別與更早的文化（裴李崗文化）銜接上，為我們留下了一片有待於填充的空白。該缺環與渭水和汾河下游地區的早期階段（半坡階段）相對應”　。“在陶器風格方面，甘肅、青海地區諸型別與陝西、河南諸型別有著重大的差異：這無需爭論，而是從其發現一開始就已被認識到了”　。

以上這些差異可以考慮為在中國之內的東西方差異，其根本的原因是，他們來自不同的根源，帶有不同的語言與原始宗教習慣，這些溝通工具的差異阻礙了他們之間的有效交流。

此時距離中國西域很近的印度河上的哈拉帕文明值得中國人關注。它幾乎與仰韶文化的命運一樣，在大約4000年前神秘地消失不見。或許在中東的某個地方與中國的仰韶之間存在著一種尚未被我們觀察到的相互關聯，而這個關聯由於世界的巨大變化迅速地導致了一連串的世界範圍內的文明多米諾骨牌倒塌現象。比如後來的“絲綢之路”的興衰就曾經導致過沿途幾個國家的興滅。不過哈拉帕文明也可能由於一些水位影響了地理變化。哈拉帕文明距離中國的崑崙山很近，並且與仰韶文化基本同期。可以將其定位為中國某些文化的“過度驛站”進行考察。

中國的本土化過程從來就沒有停止過，這是無疑的，但是假如只看到這些本土化而看不到突然的文明幾次大舉進入中國境內也是不客觀的，所以無論是強調“西來說”也好，強調本土起源也好，基本的事實還是應該劃分清楚的。假如沒有這個前提的劃分，可能永遠只是在做無用功，因為從表面上看似乎“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事實上是有些人沒有分清本土化以及突然外來文化的區別。

從這個時期開始看，中國區域內可以有幾種劃分。一個是南北劃分，一個是東西劃分，還有一個是東西南北的劃分。從目前來看，起碼把出現於湖北的大溪文化作為楚文化最早的一個根據地，而把古代文化分為西北、東部與南部還是有一定道理的。這個劃分中把東北的紅山文化與河姆渡、良渚等東部文化合二為一了。但不能把這個劃分與後來的苗、夷、戎、狄對應起來，主要原因是由於時間上有差異。

西部仰韶文化興衰（2）

從新石器時期最初就已經看出，西北的紅陶　仰韶文化與東部的文化有著明顯的差異。這些主要的差別表現在前者以紅陶為主，後者明顯以黑陶和白陶為特色，也有紅陶出現。並且巨石文化、鼎文化、鬲文化、甲骨占卜、漆器、鳥崇拜，都多來自東部文化，他們透過“三代”而延續至“歷史時期”。除了紅陶，西北的另外一個特點似乎是雙魚標誌，後來成為羌人的一個特色——至今藏族同胞不喜歡吃魚，或許遠古他們有魚崇拜有關，這需要進一步瞭解。

夏代是第一個有較多完整青銅器的一個團體，商朝更是進了一步。或許這可以比較明確地告訴我們是什麼真正驅逐了“紅陶文化”，是科技技術。東部文化比西部整體上更早一步獲得這個先手，所以他們戰勝了前者。我猜想東部在夏時依然使用了海上通道，而仰韶文化由於海平面的逐漸回落使他們徹底脫離海岸而失去了交通的便利，後來的“三代”對他們造成了海上來路的斷絕，最終使仰韶隨之氣絕於深深內地。

中國東部海洋文明（1）

在中國境內泰山並不特別高大，才1千多米，為什麼它會是中國古代最神聖的具有人文價值的大山？從大汶口文化或許已經奠定其神聖地位。東部地區新石器時期主要由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先後組成。

在山東西南與河南比較接近的地區發現了一個滕縣遺址，“早於大汶口文化的型別，該型別與後來發現的裴李崗文化有相似之處”。這不奇怪，從地形圖上看，那是兩處最近的“島嶼”，他們之間應該曾經是一片“湖海”。我們或許需要猜測兩地之間是透過舟船之類的工具達到交流的才正確。

蘇北淮安的青蓮崗文化遺址也有一些自己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