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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那幾年天災人禍，全國人民都是過苦日子，但你家七口人，一間廚房怎麼住呀？”

這一問話又開啟了這位老人的話匣子，他眉頭舒展了一下，又說開了。

“國家採取‘一平二調’，我們搬到方家畈，山、田、地國家沒給老社員一分錢，我們村裡三百多畝田，五千多畝山全部做了奉獻。新老社員都感到吃了虧，但我們新社員搬家把家底搬空了，日子肯定比老社員艱難，特別是住房，我們搬到漠川第三年才兌現移民費，同意我們建房。一家人在老社員廚房裡整整住了四年，現在想起都感到寒心、可怕。”

我問：“你家一共拿到多少移民安置費？”

這一問，方銀漢這位說話一向輕聲輕語的老人一下放開嗓子粗聲地說：“國家說新安江水庫移民費每人478元，按這個數，我家應得3346元，而我家只拿到房屋折價費1221元，搬家費每人9元，全家63元，總共拿到國家移民費1284元，人均只有元。村上其他戶的移民費跟我家裡差不多，大都只拿到國家規定的40％左右，漠川這裡的山、地、田國家又沒花錢，其他的錢不知到哪裡去了。”

方銀漢老人最後感嘆地說：“說起移民幾天幾夜說不完，但有兩件事一想起，我心裡就感到有一種負罪的感覺。一是一百八十多人重遷江西，二是方壽平堂兄一家‘黑人’四十多年的艱難歲月。”接著他又十分沉痛地說了這兩件事。

“我和方澤南帶著71戶龍泉莊的人來到漠川，我們這71戶幾乎家家都帶親沾故。1969年，縣移民辦動員我們重遷江西，我當時是方家畈大隊的黨支部書記，我向公社許下願，方家畈250位新老社員雖然人均只有五分田，今後，我們靠自力更生創業，不要國家一斤救濟糧，不向國家伸手要一分救濟款。公社和縣移民辦聽到我這誓言，也就答應我們留下來了。但漠川大隊新社員的命運就苦了，漠川大隊近400人，大隊裡主要幹部的位置都是老社員坐著，新社員一直處於受歧視的境地。重遷江西的訊息傳到漠川，大隊裡的幾位幹部就放出了風聲說：‘這次漠川的新社員一個不留，全部叫他們移走。’漠川的龍泉莊人來到我家請我相助，我真想幫他們一把，讓方氏的同宗後代留下來，我當時是心有餘而力不足。1969年12月，漠川的186位龍泉莊人全部搬到了江西省宜黃縣二都鎮的一個山頭上，快40年了，我們之間的親情都割斷了。第二件事至今也是我的一塊心病，1960年5月全村71戶行軍搬遷到漠川，就是我的堂哥方壽平一家逃到山上不肯移，他帶著三個還沒成年的兒子在龍泉山上搭起茅棚，過起了沒有戶口的‘黑人’生活。水一天天往上漲，他家的茅棚是搭了拆，拆了又搭。拆棚時，他那不足10歲的老二方新七滑下水庫的庫沿，就再也沒有爬上來。上世紀70年代，公社裡想把他家的戶口落在龍泉山後的青田大隊，青田大隊的幹部認為，落下戶口，就要分糧分錢。因此，任憑公社怎麼做工作，青田大隊就是不給落。到了1984年，山、田都承包到戶了，我就與幾位村幹部商議，大家看在我的面子上，把堂哥一家的戶口掛在方家畈，但他們一家今日仍住在離方家畈三十多里外的龍泉山頭上。在國家的山上偷種著莊稼過日子。現在我堂哥已過世，老三方新來今年51歲了，還是光棍一個，老大方新六的二兒子由於沒有人管教，去年行騙被抓，判了七年徒刑。”

5．苦難與爭鬥（3）

最後，方銀漢老人深深嘆了一口氣，十分感慨地說：“我家老大方壽平在移民路走得太坎坷了，最近，我們才發現，他當時房屋折價的1157元錢還掛在淳安縣檔案館移民的花名冊上，由於逃移，近50年了，他家移民時七個人，至今移民費一分也沒有拿到呀！”

在江西省黎川縣德勝關墾殖場東山林場調研時，見到了新安江水庫移民周樹春，提起移民後靠的話題，這件事雖然已過去快半個世紀了，這位快80歲的老人也忍不住手顫抖了，他提高嗓門說：“我們東亭公社水坂大隊20戶，103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