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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燭？請回答，我優惠你，不限時。”賀銘摸著腦袋，一副犯難的樣子。“你不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嗎？不會連家喻戶曉的‘洞房花燭’都弄不明白吧？”“越是家喻戶曉的問題越容易被忽視，越難回答。春節、端午節、中秋節在我國婦孺皆知，但又有多少人能講清它們的來龍去脈。我答不出來咋辦？”“答不出來有兩種懲罰方法：一是不得入洞房；二是下跪求饒。”“男兒膝下有黃金，上跪天，下跪地，中間跪父母，哪有向老婆下跪的道理？”“不跪也行，那你今晚就在外間沙發上睡。”“那我要是蒙對了呢？”“那晚上的起落任你飛！”“要講清‘洞房花燭’，得花老長時間，要耽誤千金難買的良辰，要不我簡單說行嗎？”玉蘭點點頭。“相傳秦始皇時期，有一絕色宮女三姑娘不堪深宮的寂寞，逃出了阿房宮，在華山路上與一書生沈博相遇，兩人一見鍾情，就在一個山洞裡拜天地成了親。山洞很暗，他們點起篝火，在火堆前擺了許多鮮豔我山花。因此後人就將新房叫洞房，照明的蠟燭叫花燭。怎麼樣，我現在可以進洞房了吧？”玉蘭滿意地笑著點點頭，而後在賀銘的擁抱下進了洞房。

從此，藍天四姐妹告別了少女生活，有了屬於自己的“港灣”、“銀行”、“鳥巢”和“療養院”，有了自己的家。

1966年2月下旬，姚玉蘭與俞素梅參加了農村“四清”工作隊，到唐山市遠郊區的豐潤縣搞“四清”。從吃雞鴨魚肉、牛奶麵包到一天三頓啃窩窩頭大餅子，從開飛機握駕駛盤到掄鎬頭打土坷垃，真是天壤之別。白天勞動完了沒有澡洗，晚上任務更艱鉅，要到老鄉家裡紮根兒串聯、訪貧問苦、發動群眾，還要經常找“五類”分子訓話。俞素梅是最怕幹農活的，她剛生完孩子的身子受不了，幸好工作隊員只參加半天勞動，另外半天要鬧革命。儘管這樣，她本來就比較單薄的身體日漸消瘦，有時累得她腰都直不起來。姚玉蘭卻最怕給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開會。

有一次，她和一名男工作隊員一起找一對原本是中學老師的右派夫婦訓話。原先他倆研究好要先用政策攻心，再讓他們交代新問題、新罪行，如果他們不交代就“打”他倆的態度。可是那對右派夫妻，不管他倆怎麼講政策、講形勢，他們總是低著頭反覆說著兩句話：“我們有罪，罪該萬死。我們一定老老實實地接受貧下中農的教育和監督，認認真真地改造自己，爭取重新做人。”這時那位男隊員騰地站起身來，拍著桌子指著那兩人狠狠地訓斥起來，最後警告他倆，如果再不交代新罪行，就要開他倆的批鬥會，說完一揮手將他倆攆走了。這件事對姚玉蘭觸動很大。面對那兩個年近五旬、衣衫破舊、面色憔悴、老實巴交的右派，那位男隊員能拍案而起、聲色俱厲地批判他們，自己卻不但不痛恨右派分子，反而有些憐憫他們。到底是自己心軟，階級覺悟有問題，還是這對右派夫婦真的沒有什麼新罪行可交代，值得同情？她考慮了一個晚上也找不到答案，反而得了懼怕與“五類”分子談話的心病。

姚玉蘭在“四清”工作隊裡，雖不是一員拍桌子，打板子、扣帽子的革命闖將，但卻是一名能幹活、能吃苦、不怕髒，密切聯絡群眾，深受貧下中農稱讚的好隊員。可是一個月後她的身體出現了異常，開始是食慾大減，後來是常常嘔吐。俞素梅是過來人，她一看便知姚玉蘭是妊娠反應。當俞素梅勸她向領導報告，要求儘快回北京檢查身體時卻被姚玉蘭拒絕了：“我沒有那麼嬌氣，剛懷孕就要走。雅君五個來月還日夜繼續飛行呢！以後注意點兒就行了。”“這裡是偏僻的農村，各方面條件都很差。你說是注意點兒，可一到地裡，你就把肚裡的孩子忘了，你這犟脾氣，別人不知道，難道我還不知道。你不說我說，我要不說，回京後小賀與志敏都饒不了我。”

俞素梅不顧姚玉蘭的反對，將姚玉蘭懷孕的事兒告訴了工作隊長。隊長考慮她是女飛行員，國家的寶貝，萬一在農村出了問題不好處理，就決定讓俞素梅“押送”姚玉蘭回北京檢查身體。如若不是懷孕，還回來繼續參加“四清”運動；如若真是懷孕了，就不用再回來了。

回到北京後，經空軍總醫院化驗鑑定，姚玉蘭確實有喜。雖然她很不情願，但還是留在了北京。不到兩個月的“四清”經歷，雖然時間不長，但貧窮落後的農村景象，那無休止的階級鬥爭場面，那些破衣爛衫、面黃肌瘦，如同囚犯的“五類”分子，都給她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也留下了一大堆沒有答案的問號。不僅姚玉蘭留下了，俞素梅也留下了下來。回京後的當天，姚玉蘭就向李副師長反映了素梅的情況，說她產後身體還未復員，農村的重體力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