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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走自己的路。

我小時候和媽媽在一起的時間很少，她和爸爸都住在學校，只有星期六、星期天才回來。在我的印象中，週末我們家總是好多人，我最多的記憶是跟我爸爸的弟弟和我的表哥在一起玩，好像比跟我媽玩的時間多。文革的時候北大的紅衛兵來抄家，我媽媽一把把我抱到最裡面的房間，她緊緊地摟著我坐在角落裡的一個凳子上。一會我爸爸溜進來，他已經被剃了陰陽頭，他是來跟我們打招呼，但是話沒說完就被紅衛兵又揪出去了。

再後來，我爸爸媽媽就都去幹校了，我外婆也去世了，史家衚衕只剩下我和外公。我那時候九歲，經常在家裝病賴學。就是在我賴學的一個早上，我媽媽的兩個同事來到我們家，說：“起來吧，胖妞，你媽給你安排去住校學校學英文啦。”當時我媽還在湖北的五七幹校，我覺得她的本事太大了，人都不用回來就把我的學校給安排好了。

到了附校以後才知道，我媽媽是走後門把我塞進去的。那年招生沒有東城區，也不招我這種知識分子出身的孩子，最後一個驚喜是我插錯班了，比別人都小一歲，跳了一年級。這樣一來學校裡沒有一個不知道我是走後門進來的。我在附校的時候，我媽媽被調到外交部，不久我就在操場的大喇叭裡面聽見我媽媽的名字，總是在毛主席接見外賓的在場的人名單裡有她。這種廣播越來越多，我的老師們開始對我越來越好，他們開始喜歡和我聊天，總免不了問一句：“你媽怎麼樣啦？”我為我媽感到無比的驕傲，自己也覺得不再是臭知識分子的孩子，而有點高幹子弟的感覺。

就在我還沉醉在當高幹子弟的喜悅時候，我媽媽又為我做了新安排：我被送到美國。等我從美國回來的時候，我媽媽已經被隔離審查，關在外交部了。那時候我十六歲。說實話，我當時非常怨恨我媽媽，每次我剛開始熟悉一個環境，好日子剛開始，她就把我扔到一個新的環境裡，我就要從頭來起。

而今天回想起來，如果不是媽媽那麼狠心教育我，我絕對不會有今天，也不可能度過後來的風風雨雨。我的教育受益最大的當然是我，而我媽媽最倒黴，她給我一個機會去培養獨立的性格，後來就獨立得不回家了。

我媽媽至今還是能夠永遠給我驚喜。正當我認為她太懷舊，寫的東西太多別人，太少自己，不夠自我，她就在和陳魯豫一個多鐘頭的採訪裡說：我要走出我自己的路來。緊接著又寫了一本《跨過厚厚的大紅門》。

40歲了，看了我媽媽給我寫的文章我特別感動，我又一次為我媽媽驕傲。

媽媽說洪晃（上）

大家都說妞妞（洪晃）和我不大像一對母女，因為我們倆都有點“沒大沒小”。我出書，洪晃對我的責任編輯說：“我媽的書，最好先交給我加點工。我給她加點糖、醋、胡椒麵，就好看了。”她打電話來求我辦事，我說：“你也有求我的時候，談個條件吧！起碼請我吃義大利餐，麻煩的事就請我乘一次地中海遊船吧！”當然，結果是我的書從未讓她“加工”，我幫了忙也沒能乘地中海遊船，義大利餐倒是有過幾次。

這一次，她要我為她的書寫一篇文章，我得意地問她：“你就不怕我發洩積怨，在文章裡罵你？”她說：“不怕！反正你不敢罵我‘王八蛋’，也不敢罵我娘。”她又贏了，我當然不敢！

我和妞妞也許更像一對母女朋友。平時我很少見到她，她永遠在忙！我不願意讓一個“老媽”成為她的羈絆。但是我們之間有一種默契的牽掛，當然是我對她的牽掛更多一些。但是我們都知道在需要的時候，我們會在彼此的身邊。

我和洪晃的“朋友”基礎大概是“求同存異”吧。應當說，在許多方面，我們都有共同點。譬如說，她辦的那兩本刊物我就很喜歡，這反映了我們對生活情趣、時尚愛好的共同點。她的《世界都市》雖然面對的是年輕女性白領階層，但是對於生活格調的欣賞和追求，我想是不受年齡限制的。有時候，我把《世界都市》送給我的同齡人朋友，她們往往會說：“這是給年輕人看的，回去給我女兒。”我感嘆中國的老年人（其實很多人在西方世界只認為是中年），包括眾多知識界人士，大概直至今日都過早地把自己與社會時尚隔離，遠離五光十色的時髦，進入一個色彩黯淡、情趣單調的世界，所以與《世界都市》這一類的時尚刊物就絕緣了。而我卻感覺這類讀物使我這個年齡層的女性更加貼近了現代生活，從心理上消除了年齡的距離。我有時在機場候機忘了帶閱讀的東西，就會隨手從機場書攤上買一本雜誌，而旅途中最適合的是這一類休閒時尚刊物。因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