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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時想什麼？”

“想她死的時候頭髮有些亂，是我給她梳整齊的。”我終於哭了，像小時候受了委屈要跑到我外婆身邊一樣，哭得特別傷心，我覺得我身邊就站著一個拿著紫砂茶壺的老太太，她在輕輕地撫摸我的頭，說：“噓……乖妞……不哭。阿婆給你講故事……”

我是會撒嬌的孩子，為了讓她多摸我一會，使勁地哭，沒完沒了的哭……

我不知道哭了多長時間，大夫遞給我一盒紙巾，說：“時間到了，我覺得效果很好，下次我們再談談你最近要離婚的事。”

我把臉擦乾淨，說了謝謝就出去了，大概也是哭哭啼啼，縮著背。

我出了辦公大樓才發現，天已經黑了，可是感覺舒服多了。

儘管如此，我再也沒有回去，有些事情我最好還是別再去想了。這種自憐偶爾一次就夠了，多了不知道會出什麼事。

朱偉說洪晃：童年缺失

現在回頭看，洪晃歷史烙印中還有重要的因素是“童年缺失”。與我們這一代人普遍的“童年缺失”——在童年沒有足夠的玩具、足夠的母愛與父愛、足夠的遊戲環境不同，洪晃則在幼年太早又經歷了“情感缺失”。12歲，她剛剛懂得父母對自己存在不同意義的時候，就經歷了父母離異。她說：“從小時候就老覺得他們倆要分手，老覺得要出事，從小就是那種很恐怖的感覺。小時候最深的記憶就是我躺在床上假裝睡著，聽我爸我媽往死裡那樣地喊著打架。等我一推門進去，兩個人的感覺就是話已經說完了，有一個在哭。這是我惟一的父母在一起的記憶。其實從照片上，我看到我爸我媽和我一起去過公園、劃過船，但在記憶中這些一點沒有。”她記憶中最清晰的是父母離異的那一天。“那是一個最不好的五一節，我爸把我帶到北大的宿舍裡跟我談話，這之前他們其實已經分開了，但我爸還裝裝樣子，有時候還在史家衚衕住。這次我爸就對我明說，以後史家衚衕就不回去了。那天我爸陪我從北大坐332到動物園倒111路，一直送我到燈市口，然後我就在馬路邊，看著我爸過馬路到馬路北邊坐111路回北大，我就覺得我爸特慘。而我媽當時處理問題的方式是迴避，她不知道這時候應該怎樣處理一個小孩的感情。當天晚上，她帶我看馬戲去了，那時候馬戲的票多難弄呵，那是外交部招待外賓的票，就在主席臺後邊。我記得黑燈瞎火的，我偷偷哭了一整場。回家我一個人一間屋，躺在那兒還在哭。”

三個月後，洪晃帶著情感與心理的裂痕就去了美國，當時她是28個被精選出來的小留學生之一，之所以能成為28個“小布林什維克”，自然多少因為章含之喬冠華的背景。從大紅門“脫胎換骨”後，一下子又給戴上了高幹子弟的光環。“先是我媽的大紅大紫，我在學校，每天大操場廣播裡毛主席接見外賓都有我媽，老師也就開始對我劇好，我也就覺得我媽特牛。那時我媽能出國，我就讓她給帶點撲克牌賄賂賄賂老師，那時候國內沒有撲克呀。”1974年到美國時候是人上人——喬冠華章含之每年到聯合國參加聯大，所有人都圍著他們轉，他們的孩子自然成為28箇中最被寵愛者。但不到三年，外交部長迅速成為被審查物件，她從“高幹子弟”又一下子變成“可教育好子女”，28個孩子都跟著她一起提前結束學業回國。回國時，她的行李被檢查，在美國買的《福爾摩斯探案》及其他一些書被抄沒。在機場，別的孩子都被家長接走，卻沒有人來接她，最後被喬冠華專案組拉回史家衚衕。70年代末的中國還是個高度政治化的社會，章含之在外交部受審查，喬冠華在後院隔離，父親又不知去了哪裡，洪晃一人在前院門房，也讓她交代檢舉父母的問題。從美國回來時候正是春節前，洪晃這樣描述過她的慘狀：“大年三十傍晚，專案組讓我上街買東西做飯，說讓我到東風市場買點憑本供應的蝦。我到那裡蝦已經賣完，只買到一些蝦皮，怕回去不好交代就不敢回家。大年三十傍晚，街上已經沒多少人，我只有一個人在街上溜達。最後還是街坊鄰居接納了我，讓我到他們家過了個年。”

可能正是史家衚衕給洪晃童年帶來太多幼小心靈的磨難，才養成了她外表什麼都渾不憐，內在又特別渴求親情的個性。

我媽媽的驚喜

對於一個女兒來說，十六歲之前有個漂亮、聰明的名人媽媽是最值得驕傲的事，而十六歲以後，漂亮、聰明的名人媽媽就成了最大的挑戰。一直到五六年前，我做任何事情的時候都會想，我媽會說什麼，我花了二十年的時間向我媽媽證明我沒有給她丟臉，也花了二十年時間向我自己證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