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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真的改進。

《學習》雜誌事件雖然沒有造成什麼惡劣的後果，但它對知識分子的影響是存在的，當時有些知識分子就是根據《學習》雜誌的變化來推測形勢的，不過他們倒比《學習》雜誌的作者更有判斷力。

1952年3月31日，胡風給路翎的信中說：“3月24日《解放日報》上，有馮定的一篇論資產階級的文章，可代表現在理論，可找來看看。”

1952年4月13日，路翎給胡風的信中說：“聽閻兄說，艾等的理論，中央已做了決定，犯了教條主義的典型錯誤及機會主義的原則錯誤。馮定的文章，基本上是正確的雲。”

1952年4月16日，胡風給路翎的信中說：

“馮定文章，《學習》重發表有改動，那值得對看一下，就看得出領導上的理論。”

“向盧兄要來陳向中央的報告（關於《學習》）。”

“《學習》上大概要出現批評（現在停刊檢查）。現在準備，那一出，看妥了就交出去。”

“這次戰役中右的偏向（《西安日報》強調守法戶鬥不守法戶，忽略工人階級的領導）很快就糾正了。比較著重的是左的偏向。《學習》雜誌的幾篇文章，基本上脫離了*主義，採取小資產階級的激躁情緒，批評是從概念出發的。

反對資產階級思想，是反對它的汙毒。資產階級有進步作用，它的兩面性周總理說得很完善，現在有，將來還有，不能將資產階級與三大敵人混同起來看。毛主席認為今天資產階級還是利多害少。《文藝報》說‘三年來資產階級的危害和三大敵人裡應外合”，是很不妥當的。《學習》雜誌將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思想分開來看是不對的（由於楊耳的文章，章乃器說：‘我們有剝削，但又不許有剝削思想，那隻好來一個沒有剝削思想的剝削！’），于光遠說：‘新*主義階段，資產階級思想並無進步性’，是錯誤的。他們把資產階級思想進步性與領導思想混為一談，認為今天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是錯誤的。這個矛盾還是次要的，今天的主要矛盾還是和帝國主義的矛盾。而與資產階級的鬥爭則是限制與反限制的鬥爭。說資產階級的本質是純粹反動的，也是不對的，剝削也有兩面性（投機倒把與正當營利），剝削對過去是進步的，對將來是反動的，看剝削必須從推動社會進步所起的作用看。

階級思想是階級存在的地位來決定的，一定時期資產階級接受工人階級綱領是統一的（利益一致）又是有差別的（不一定接受*主義）。

要把資產階級改造為無產階級是不可能的。如馬列主義能改造資產階級就不成其為工人階級思想，僅個別資本家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因此，我們不是一般地反對資產階級思想，而是反對它的汙毒。毛主席不是要他們學習馬列主義，只要他們學習政策（由於過左，許多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如施復亮、黃炎培都不敢說自己代表資產階級）。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延安知識分子在新意識形態建立中的角色（12）

思想改造問題，對於小資產階級、農民也是有計劃有步驟的。只有在黨內才宣佈資產階級的思想非法。

由於這幾篇文章，中央顯得非常被動，這是無組織無紀律造成的後果，今後有關思想鬥爭的文章，必須送交負責同志審查後才許發表。”

《學習》雜誌事件發生在50年代初期，並沒有給當時社會帶來太大影響，但這一事件的發生，卻說明了中國社會的許多變化與當時延安知識分子的思想傾向有關。思想改造運動從整體上評價，已具備和以後任何一種政治運動相同的“左傾”色彩，不過是程度不同而已。因為當時延安知識分子已成為社會的主流，他們的思想傾向，實際上就是整個社會的思想傾向，社會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他們的價值取向形成的，所以，在分析和評價毛澤東思想以及他的功過時，必須考慮這個因素。在多數情況下，他的思想和判斷並不絕對來自於他個人，而是受他身邊人，同時也受宣傳和理論界的影響，在毛澤東和延安知識分子之間，這是一個互動的過程，當然主要看毛澤東選擇什麼。

一般毛澤東對於左的錯誤通常比較寬容，而對於右的錯誤就比較嚴厲，這也許就是《學習》事件得以輕鬆解決的原因。但作為一種經驗，它可能也為後來寧左勿右的思想埋下了根源。

2000年

注　釋

1　宋金壽：《延安的最高學府——從馬列學院到中央研究院》，載《*黨史資料》第57

輯，*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