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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93頁。

18　《楊振寧文錄》，海南出版社，2002年，第12頁。

19　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寫：《上學記》，三聯書店，2006年，第227頁。

20　陳伯良：《穆旦傳》，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9頁。

21　黃仁宇：《黃河青山》，三聯書店，2001年，第141頁。

22　蔡仲德：《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稿》，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16、517頁。

23　黃仁宇：《黃河青山》，第196頁。

24　同上，第196頁。

25　同上，第477頁。

26　《吳宓日記》第6冊，三聯書店，1998年，第33頁。

27　韓石山編：《徐志摩散文全編》（上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73頁。

28　同上，第576頁。

29　安德烈？紀德：《訪蘇歸來》，李玉民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8頁。

30　羅曼？羅蘭：《莫斯科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3頁。

31　韋勃：《蘇聯印象記》，生活書店，1934年，第72頁。

32　郭沫若：《洪波曲》，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第317頁。

33　陳東林：《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電影〈中國〉引起的風波》，《黨史博覽》，2006年第6期。

34　《中國人民不可侮——批判安東尼奧尼的反華影片〈中國〉文摘》，人民文學出版社，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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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後知識精英與國家的關係（節選）——從院士到學部委員

1949年中國政權發生轉換以後，知識精英與新政權的關係成為一個敏感問題。政權轉換對知識精英的影響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過程。本文所謂的知識精英泛指著名的知識分子（包括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在1949年前主要以原中央研究院院士為主，1949年以後主要以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為主。

1949年以後，政權轉換首先面臨的是對原有國家機構的接收問題。一般來說，原初的接收基本是自然過渡的，震動不是很大。就地接收，平穩過渡，是政權轉換的基本接收模式，因為軍事接管是政權轉換時的基本接管前提，所以早期接管的科學、文化和教育機構中，以軍人為主。中國的高等院校、新聞機構以及其他政權機構大體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轉變到新時代的，中國科學院的情況也不例外，它是在接收原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兩個系統加上靜生生物調查所、西北科學考察團和中國地理研究所等機構的基礎上組建完成的。

1949年以後，國家和知識精英的關係初期較為平衡，當時科學院院長和副院長（郭沫若、陳伯達、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楨）中，有四位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但越往後越緊張。雖然為了中國的工業化，國家不得不依賴一些舊時代留下來的知識精英，但對他們的使用，不是完全信任。這一點，從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和1955年科學學部委員的對比中，可以看得非常明顯。知識精英與國家的關係一般表現為兩種形式：一是外部關係，主要指知識精英和國家之間的相互依賴（如知識精英在資金和科研究條件方面對國家的依賴以及國家對知識精英創造成果的需求）；二是知識精英內部之間的關係。本文只注意前者，因為在1949年後的知識精英與國家的關係中，國家居於絕對主導地位，知識精英內部的關係主要是在國家關係制約下才產生作用的。也就是說，在這個歷史條件下，如果國家沒有主動與知識精英保持信任的誠意，這個關係很難達成平衡。中國知識精英後來的命運主要是國家造成的，因為國家的基本制度對知識精英的普遍不信任，最後導致了知識精英的悲劇命運。何方認為，國際共運本身就有一個“不信任知識分子的傳統”，從延安整風以後，對知識分子普遍歧視和蔑視成為一種新傳統，使中國共產黨在處理同黨內知識精英的關係時始終處在緊張的狀態下。　與其他知識分精英的關係也可想而知。一個象徵性的事實是在1949年以後的政治運動中，先後有饒毓泰、謝家榮、趙九章、涂長望、湯飛凡等科學家自殺了。弗裡德曼認為，在非市場經濟的制度下自然科學也不能發展。他認為“現代物理學是思想自由市場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