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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了從前的我，在他身上藏著今天的我的全部密碼。一個男孩在懵懂中生長，童年之皮一層層蛻下，逐漸長大成人了，這就是說，他的人格基本形成了。對於這業已形成的他的內在精神結構，他自己並不瞭解，但它大致決定了他一生做人處世的方式。與走過的路相比，前面的路要漫長得多，可是，一生走路的姿勢正是在最初的一段路程上定型的。

後來的事實表明，我這第一次走出上海幾乎是永久性的，此後僅是回去暫住，它不再是我的定居地。不過，我從未後悔。在大學第一個學期，我想家想得厲害，但不是懷戀上海這座城市。許多上海人強烈地留戀上海，相信全中國不可能有比上海更好的地方，在我身上完全沒有這種上海情結。我生於斯，長於斯，但上海從來不曾給我一種可以紮根於斯的故鄉感。當時我還缺乏對比，但我肯定已經模糊地感覺到了上海的某種缺陷。比如說，周圍的乘客在用上海話熱烈地交談，我感到的不是親切而是隔膜。儘管我講了十七年上海話，卻越來越覺得這種方言彆扭，遠不如講普通話自如。每當我試圖用上海話表達內心體驗或哲學思辨時，我就會因為辭不達意而結巴。上海話是一種市井語言，只宜用來談論衣食住行，不適於表達精神內容。所以，坐在駛往北京的列車上，我甚至為今後可以不必經常講上海話而感到高興。這當然不只是語言的問題。高階的精神活動需要一個相應的場，而上海缺乏這個場，語言僅是一個方面的表現。經過革命的掃蕩，昔日十里洋場培育的商業精神沒有了廣闊的用武之地，便只好在日常生活領域施展本領，表現為細小的精明。上海人在物質生活上講究實惠，善於在這方面使用和表現其聰明，並且以此自豪，看不起外地人，而我恰恰因此看不起上海人。後來我還發現，即使在做學問上，上海人也多的是小聰明，有一股機靈勁，善於造噱頭，出風頭，但缺乏大氣象。我說的是地域文化的一般特徵，當然，無論何地，都有超越地域侷限性的大胸懷和大手筆。

深夜，列車在一個不知名的小站停了很久，站上一根孤零零的燈柱，旁邊一棵同樣孤零零的小合歡樹，在幽暗的燈光下，粉紅色的花絨像低垂的長睫毛。坐在我旁邊的那個女生也有長長的睫毛，睫毛後一對烏黑的瞳人。她一直在瞌睡，腦袋常常不由自主地靠到了我的身上。雖然這使我又熱又累，但我不忍驚醒她，儘量保持不動的姿勢。直到旅途結束，我們沒有說一句話。後來我在校園裡經常遇見她，知道她在中文系，還知道了她的名字，但我們仍然沒有說一句話。我之所以銘記這位漂亮的旅伴，是因為她在文革中自殺了。

不過，當列車在第三天凌晨到達北京站時，沒有人能知道五年後的變故。我的這位漂亮旅伴也和我一樣，義無返顧地出了站，在站前林立的各個高校的橫幅中找到北大的橫幅，然後跳上了接新生的卡車。卡車駛過長安街，我為天安門不如想象中雄偉而略感意外。從市區駛入郊區，北京到處顯得清爽、安靜、肅穆，我立刻喜歡上了這個氣象恢弘的城市。到達學校後，新生被各系的老生領走，送往指定的宿舍。哲學系的宿舍在38樓，我的寢室是120室。房間裡有四張雙層床，四張簡陋的書桌，住八個人，擠得滿滿的。我放下行李，開啟鋪蓋卷，在屬於我的床位上坐下。一路的奔波在這裡停止，一路的夢想在這裡結束，寒窗苦讀的日子將在這裡開始。

二、影響了我一生的人

然而，寒窗苦讀的日子並沒有開始。不論我對即將開始的生活怎樣想象，我都不會想到，我在這裡會遇見一個人，他不但改變了我在北大的生活，而且影響了我的一生。

到校第一天，就有訊息靈通的同學對我說，郭沫若的兒子在我們班。北大是高幹子女雲集的學校，這沒有什麼。見到郭世英是在兩天後，各班分組討論系副主任的入學教育報告。那個報告乏味透頂，郭世英並沒有聽，他來校時正好碰上討論。人們擠挨著坐在寢室裡，一個接一個發言。郭世英也發言了。他坐在雙層床的下鋪，微低著頭，長髮下垂，眼睛凝視著地面某處。他的聲音深沉而悅耳，話音很低，有時幾乎聽不清，彷彿不是在發言，而是在一邊思考一邊自語。他說的大意是，從高三開始，他對哲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讀了許多書。哲學的宗旨是追求真理。一種理論是不是真理，必須透過自己的獨立思考來檢驗，對馬克思主義也應如此。結果，從追求真理出發，他走向了懷疑馬克思主義。為此他陷入了苦惱之中，離校休學了。在休學期間，他想明白了問題之所在。馬克思主義是有階級性的，離開了階級觀點，單憑抽象思維，就無法理解馬克思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