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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集中寫上北大後這一段經歷，但寫了不多就中止了，原因是生活的浪潮來得太猛了。我給一個朋友寫信說：“生活尚且來不及，哪裡顧得上去回憶！”當時我寫得最勤的也是感受和思緒的即興記錄，即所謂隨感，這個習慣完全是在世英的影響下養成的。我還學他的樣，熱中於用文字描述眼前某個實景，例如課堂上老師和同學的表現，某件事發生時人們的表情，校園裡某一處的風景，我稱之為文字寫生。此外，我十分認真地寫日記，每天都寫好幾頁。我把日記當做我的主課，如果我在閱覽室裡埋頭疾書，攤在筆下的多半是日記本。現在來看，所有這些隨感、文字寫生和日記，雖然不是正式的寫作，卻比任何正式的寫作更有效地提升了我的寫作能力。它們在我身上培育了一種獵人似的警覺，隨時隨地捕捉生活中和心靈中有價值的東西，並轉換成文字儲存起來。一個人一旦形成了這樣的本能，不管他以後是否以寫作為生，要他不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作家幾乎是不可能的了。

郭世英和張、孫當時都是二十來歲的青年，並且屬於精神上十分敏感的型別，對西方的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又有相當的接觸，因而格外感覺到生活在文化專制下的壓抑和痛苦，表現出了強烈的離經叛道傾向。在他們三人中，張、孫的作品較多涉及政治，郭離政治要遠一些。我完全不同，一方面更幼稚，另一方面還比較正統，對於他們的這種傾向並不太理解，甚至感到疑慮和害怕。但是，儘管如此，他們的寫作——主要是郭的作品和張的詩——對於我仍是一種巨大的啟示，令我耳目一新。他們使我看到，寫作還有另一種可能性，完全不必遵循時行的政治模式，而可以是一種真正的藝術創造和思想探索，一種個人的精神活動。當時我並非很清晰地意識到這一點，但種子已經悄悄播下，總有一天會發芽生長。

八、為郭世英擔憂

我上北大時，正值展開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的鬥爭，並以之帶動國內的階級鬥爭。在這個背景下，學校裡政治學習很多，而多數學生的政治熱情似乎也很高漲。從1962年底開始，反修鬥爭以抨擊義大利共產黨總書記陶里亞蒂的方式揭開序幕，不久後就升級為與蘇共中央的公開論戰，報上陸續發表重頭文章。每次發表前，都先行廣播，許多學生守在校園裡的各個高音喇叭下面等候，準備好對那些他們覺得鏗鏘有力的句子大聲喝彩。我心中不免反感，覺得這些人看似立場鮮明，其實並沒有自己的立場，如果生活在蘇聯，他們同樣會為蘇聯對中國的批判喝彩。郭世英更是壓抑不住內心的反感，夜晚在盥洗室裡，他經常向我發牢騷。

“我們說他們是修正主義，他們說我們是教條主義，你知道誰對誰錯？說人家是特權階層，有別墅，咱們哪個領導人沒有呀。我父親走到哪裡，哪裡就有他專用的房子，北戴河、上海、青島都有。中國還不是憑資格吃飯，才能毫無用處……”他的渾厚的低音時而清晰，時而模糊，彷彿從一個風向不定的遠處飄來。我不知道他說得對不對，但我知道他是在認真地為這些問題苦惱，他用自己的頭腦思考也投入了自己的心，因而遠比那些朝高音喇叭喝彩的人更接近真理。

使世英反感的另一件事是學校宣佈要整頓紀律。他對我說：“整吧，容得下我就容，容不下我就走。我戀著北大什麼？是趙老師（辯證唯物主義教員）的講義，還是陳老師（年級主任）的訓話？”陳老師要他為曠課寫檢討，他回答說：“你處分我吧。你按照規定處分了我，我也按照規定受了處分，還有什麼必要寫檢討呢？”

他的情緒越來越煩躁了，經常頭痛、失眠。他告訴我，他的神經衰弱是裝出來的，人有點病就自由了，可以不受紀律約束。可是，我明明看到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有一回，他當著我的面用火柴燒手指。還有一回，他逼方小早把他的雙臂捆綁起來，說想試一試用多大的力量能夠掙脫。當時大學生裡基本上沒有人吸菸，而他卻菸斗不離手。其實他沒有什麼煙癮，不過是顯示一種叛逆的姿態，他知道老師和同學們對此反感，愈是這樣，他就愈是當眾大模大樣地吞雲吐霧。

在去教室的路上，他看見有幾個工人在鍋爐房外清掃煤渣，便對我說：“以後我就是幹這個的，而胡某某這些人會成為我的上級。他媽的，我什麼也不要，我是天之驕子！”胡某某是我們寢室的一個同學，安徽農家子弟，心胸比較狹隘，最看不慣世英，在大吵過一次後，彼此不再說話。

在平靜的時候，世英試圖分析自己，他說：“我不知道為什麼現在人還會頹廢，戰後頹廢還好理解。是因為不自由嗎？我有什麼不自由的？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