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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就是世英為《x》寫的發刊詞了。這份如今被視為地下文學史上的經典的手抄刊物，其實不過是郭世英、張鶴慈、孫經武三人寫了作品互相傳閱而已。圍繞這個刊物有一個小團體，成員除他們三人外，還有一個女孩叫葉蓉青，是北京第二醫學院的學生，因為與孫經武關係親密而入夥。按照世英事後的說法，我算一個外圍。為什麼叫x呢？三人各有自己的解釋：郭說是未知數，張說是十字街頭，孫說是俄文中赫魯曉夫第一個字母。

自此以後，張、孫經常在北大校園裡出現了。張鶴慈出現得多些，他的父親張宗炳是北大生物系教授，他隨父母住在北大的一個教師宿舍區。我常常看見他到寢室來找世英，然後兩人一同離去。他留著長髮，臉蛋小而精巧，臉色蒼白，臉部的肌肉總在痙攣著，眼中射出異樣的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神經質人物。孫經武則是微胖的中等個兒，一雙聰明的大眼睛裡含著不易覺察的譏諷，一副滿不在乎的懶洋洋的神態，更像屠格涅夫筆下的多餘的人。當時這二人都失學無業。從一零一中學出來後，孫參了軍，因企圖偷越國境被部隊退了回來。張一度在北京師院數學系上學，以七門功課不及格的考試成績被開除。據說他是故意考不及格的，世英多次以誇耀的口吻提起這件事，彷彿這也是他的光榮。

自此以後，我也經常讀到他們三人的作品了。他們三人的寫作體裁和風格各不相同。張鶴慈主要寫詩，藝術上精雕細刻，寫得精緻、唯美而朦朧。我相信，他不愧是北島、顧城這一代詩人的先驅，中國當代朦朧詩的歷史應該從他算起。我儲存著他稍晚些年寫的四首詩，可惜的是x時期的詩作已經難尋蹤跡，我只記得其中的兩句詩：“月亮患了癌症”，“太陽是個大傻瓜”。他也寫短篇小說，文字同樣唯美而精煉。我記得一篇的情節，寫一個美麗女子患了癌症，坐在爐火前一邊燒燬信件和日記，一邊回憶往事：她曾經與一個有才華的同學熱戀，那個同學成了右派，她後來違心地和一個當公安幹部的同學姘居，從此幸福毀了，只剩下痛苦和悔恨。孫經武擅長寫評論。他有驚人的記憶力，在看歌劇《蝴蝶夫人》之後，寫了一篇洋洋數萬言的長文，對劇中細節的描述之詳盡和準確使世英驚歎不已。世英告訴我，他經常鑽研《毛選》和黨史，然後寫評論文章。我只看過一篇，題為《論紙老虎》，辭藻很華麗，諷刺一切帝國主義都是紙老虎的論點。其中說，既然是紙糊的老虎，用手指一戳就會破的，何必那樣如臨大敵。又說，中國反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而赫魯曉夫之所以是修正主義，只因為他是赫魯曉夫。世英讓我回他一篇，我就模仿孫的文風，描繪紙糊的老虎放在暗處，模樣如何可怕，真假如何難辨，因此哪裡還有用手指戳破它的勇氣。世英看後說：“算了，甭給他看了，他準要罵你。”他認為，孫是犯了語義學錯誤，並按這個思路寫了一篇反駁文章。現在想來，當時我的文章實在是夠不上他們的水準，我才幸而沒有成為x的正式成員。

世英的寫作體裁比較多樣，開始是詩和短篇小說，後來很認真地經營一個劇本，最後又寫起自傳體長篇小說來，但由於x出事，劇本和長篇都沒有完成。他有一首自己很欣賞的詩，大意是說，他流著淚喝一杯苦酒，眼淚不斷地滴進杯裡，這杯苦酒永遠喝不完了。在寫作上，他真正堅持不懈做的一件事是即興記錄生活和思想的片斷。他不知從哪裡源源不斷弄來許多廢棄的紙張，紙質非常好，一面列印有英文字，他就利用另一面寫東西。張、孫的東西都寫在正經的活頁紙上，一筆一劃顯出一種認真，而他使用的紙張本身就鼓勵了一種隨意。他常常對我說：“思想不是追求來的，而是自己跑來被你碰上的。”現在我知道，這句話基本上是抄自尼采。不過，他的確這樣做了，隨時隨地帶著紙，隨時隨地記錄瞬間閃過的思緒和反省到的心理活動。這種習慣對他幫助很大，使他在運用他所激賞的意識流寫作方式時得心應手。

不但在閱讀上，而且在寫作上，世英都是給了我重大影響的第一人。事實上，我有意無意地在模仿他。較早的時候，我正沉迷於屠格涅夫，便以讀初中時對一個女生的暗戀為素材，寫了一篇近萬字的書信體小說，題為《一札未發出的信》。我拿給班上一個似乎也喜歡文學的同學看，沒想到他讀後連連叫道：“太醜了！太醜了！”世英知道了，責備我不該給那人看。他對這篇習作的評價是：“你能寫東西，文筆很流暢。不過，情節太簡單了，沒有曲折和起伏。”又轉述曹秋池的評論，說我寫的不是愛情，而是性慾的覺醒。我聽了為曹的敏銳吃驚，心裡卻不太舒服。後來，我也開始寫自傳體長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