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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也全都能夠理解，所以隱瞞既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我對人性的瞭解已經足以使我在一定程度上跳出小我來看自己，坦然面對我的全部經歷，甚至不羞於說出一般人眼中的隱私。我的目的是給我自己以及我心目中的上帝一個坦誠的交代，我相信，惟其如此，我寫下的東西才會對世人也有一些價值，人們無論褒我還是貶我，都有了一份值得認真對待的參考。

當然，我畢竟還活在這個世界上，與這個世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因此，事實上我不可能說出全部真話，只能說出部分真話。我對自己的要求是，凡可說的一定要說真話，決不說假話，對不可說的則保持沉默。所謂不可說的，其中一部分是因為牽涉到他人，說出來可能對他人造成傷害。我在這個世界上沒有私敵，我不願意傷害任何人。僅在與私生活無關的場合，當我認為事關重要事實和原則之時，我才會作某些批評性的敘述或評論，但所針對的也不是任何個人。然而，有一點是我要請求原諒的，人生中最難忘的經歷實際上都是由與某些特殊他人的關係組成的，有若干人——包括男人和女人——在我的生活中曾經起過重要的作用，如果不寫他們，我就無法敘述自己的經歷。譬如說，在敘述我的情感經歷時，我就不可能避而不寫與我有過親密關係的女人。如果她們因此感到不快，我只能向她們致歉。不過，讀者將會看到，當我回顧我的生命歷程時，如果說我的心中充滿感激之情，我首先感激的正是曾經或正在陪伴我的女人。

在這本書中，我試圖站在一種既關切又超脫的立場上來看自己，看我是怎樣一步步從童年走到今天，成為現在的這個我的。我想要著重描述的是我的心靈歷程，即構成我的心靈品質的那些主要因素在何時初步成形，在何時基本定型，在生命的各個階段上以何種方式顯現。我的人生觀若要用一句話概括，就是真性情。我從來不把成功看作人生的主要目標，覺得只有活出真性情才是沒有虛度了人生。所謂真性情，一面是對個性和內在精神價值的看重，另一面是對外在功利的看輕。我在回顧中發現，我的這種人生觀其實早已植根於我的早年性格中了，是那種性格在後來環境中歷練的產物。小時候，我是一個敏感到有些病態的孩子，這種性格使我一方面極為關注自己內心的感受，另一方面又拙於應付外部世界，對之心存畏怯和戒備。前一方面引導我日益沉浸於以讀書和寫作為主的智性生活和以性愛和親子之愛為主的情感生活，並從中獲得了人生最主要的樂趣，後一方面也就自然而然地發展成了對外在功利的淡泊態度。不妨說，我的清高源於我的無能，只不過我安於自己在這方面的無能罷了。說到底，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有所為就必有所不為，而人與人之間的巨大區別就在於所為所不為的不同取向。敏感和淡泊——或者說執著和超脫——構成了我的性情的兩極，這本書描述的便是二者共生並長的過程，亦即我的性情之旅。

全書分四部，按照時間順序，依次寫童年和少年時期、大學時期、畢業後在農村鍛鍊和工作的時期、回到北京讀研究生和從事哲學研究工作的時期。當一個人回憶自己的生活時，往往受與透視相反的原理支配，他會發現，幼時再小的事也顯得很大，近期再大的事也顯得比較小。第一部所寫皆兒時細小記憶，但是，童年無小事，人生最早的印象因為寫在白紙上而格外鮮明，旁人覺得瑣碎的細節很可能對本人性格的形成發生過重大作用。第二部在全書中所佔比重最大，其中較多篇幅回憶了郭世英，因為他是影響了我一生的人，我一生的精神追求方向正是在他的影響下奠定的。如果讀者想知道一個具有強烈精神本能的人是如何度過在農村的長期寂寞歲月的，也許可以在第三部中找到答案。第四部的時間跨度最大，篇幅卻較小，筆調顯得有些匆促。我對此的辯解是，許多事情正處在現在進行時態中，尚缺乏回憶所需的必要距離。不過，我的人生之路正是在這裡有了基本的歸宿，因而我在這一部分中比較集中地表達了我對自己和對世界的成熟認識。

任何一部自傳都是作者對自我形象的描繪，要這種描繪完全排除自我美化的成分，幾乎是不可能的，我知道我決不會是一個例外。即使坦率如盧梭，當他在《懺悔錄》中自陳其劣跡時，不也是一邊自陳一邊為此自豪，因而實際上是在用另一種方式顯示其人性的豐富和優秀嗎？我惟一可以自許的是，我的態度是認真的，我的確在認真地要求自己做到誠實。我至少敢說，在這個名人作秀成風的時代，我沒有作秀。因此，我勸那些喜歡看名人秀的讀者不要買這本書，免得失望。我也要告誡媒體，切勿抽取書中的片段材料，用來製造花邊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