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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在青年中影響最大的人物，無疑是崔健。我是1988年初在梁和平家與他第一次見面的，第一眼的印象是樸實，有些靦腆，和我一樣不健談。那天有一個攝影家在座，表示要給他照相，做某刊物的封面，他謝絕了，說出名使他感到很疲勞。攝影家強調，他應該意識到他不只是自己，而是一代人的代言人，代表著時代精神，他回答：“我不想那些，寧可輕鬆些，按自己的心願唱。”寥寥幾句，使我感到他是一個真實的人。那天夜晚，他抱著吉他即興彈唱了幾支歌，臉上是迷醉的表情，像孩子那樣快樂，像農夫那樣淳樸。我不止一次發現，好的男子漢本質上都是農夫，樸實，安靜，沉湎於自己的園地，不管那是音樂、繪畫還是書籍。後來我聽過他的演唱會，也在私人場合見過幾次面，印象一直非常好。我在崔健身上從未發現過浮躁和媚俗，上天挑選這樣一個人來做中國搖滾的創始人，幸運地提高了八十年代流行音樂的質量，但也註定了他在輝煌之後的寂寞。

十幾年後，我們合作出版了《自由風格》一書。經常有人問我，我是怎麼想到要和崔健做這個對話的。這當然有我一貫對崔健的欣賞為基礎，不過，寫書的想法則產生於一次餐桌閒聊。1999年一個早春的晚上，我和梁和平、劉雨田去崔健家，崔健請我們在附近一家餐館吃飯。當時，劉雨田正在籌備橫穿克拉瑪什幹沙漠之行，餐桌上的談話就很自然地圍繞著他的這次探險旅行。他喝多了一點，反覆說，在告別生命之前能夠與崔健和我在一起，夠了。他說，崔健給他生命的衝動，我給他放心和祥和。我覺得他的醉言很可愛，但不贊成他一心去送死的念頭，責問他：“為了什麼呢？因為有許多眼睛盯著你，媒體盯著你？你是為了他們去探險的嗎？”崔健也不斷地勸慰他，說：“沒有一個厭世的的人會去探險。”針對另一件事，崔還說：“我發現最毀人的是媒體。”劉談到為民族爭光，我又表示異議，說：“這與民族有什麼關係？這是你自己生命的需要，是個人面對上帝的事情。”這個話題也引出了崔健的一段感想，他沉默了一會兒，突然說起來：“從下面往上看，我們覺得民族很重要，可是跳出來，從上面往下看，民族真是不重要。我覺得，誰真正理解我，誰就是和我有血緣關係，管他是什麼民族的。”餐桌上的談話是斷斷續續的，但這些片言隻語使我感到了一種很深的默契。我的直覺告訴我，他的頭腦裡有思想的寶藏，便建議他寫東西，我樂意做一回他的秘書，於是有了我們的合作。

八、第二次婚變

和敏子離婚後，第二年，我住到了雨兒家裡。她的父母遷新居，房子大，雨兒隨他們住，我也一同住了進去。一開始覺得結不結婚無所謂，她母親表示關切，我們就辦了手續。戀愛八年，夠漫長曲折的，現在總算安定下來了。何嘗想到，等著我們的是一連串災難和變故。

結婚一年後，雨兒懷孕，生了一個可愛的女兒，卻患有先天的絕症。這一段經歷，我已寫在《妞妞，一個父親的札記》中。妞妞走後，我們都陷在喪女的悲痛中，家裡的空氣異常沉鬱。我還可以透過寫作來分離自我，轉移痛苦，雨兒完全沒有宣洩的途徑。她原是一個活潑好動的人，我怕她悶壞了，便勸她出去找朋友玩，也不妨找異性朋友玩，只要玩得愉快，能幫助她度過這段艱難的時光就行。在我的心中，佔據第一位的考慮是救她，不讓她被這個可怕的災難毀掉。我不是沒有想到，她生性無拘無束，又招人喜歡，一旦出去撒歡，就有越軌的可能。但是，我對我們之間的愛情有充分的信心，相信決不會翻車。至於偶爾越軌一下，我是能夠接受的。我自己一直提倡寬鬆的婚姻，現在正是檢驗我的誠意的時候，如果松動一下有利於恢復她的生機，我憑什麼不許？

雨兒本來就不是一個自溺於痛苦的人，在我的鼓勵下也就頻頻外出了。我有點落寞，但不怪她，這是我自己的選擇。我正在寫妞妞，想起雨兒在那些日子裡受了這麼大的悲苦，現在她能玩得高興，我反倒感到了一種安慰。人生實在太可悲，太痛苦，能樂且樂，怎麼樂都不過分，都不夠分。後來，我發現她真有了出格的跡象，儘管在理論上早已想通，一旦面對事實，我還是十分難受。可是，我仍然勸說自己寬容大度，向自己列舉了一系列有力的理由。第一，我懂得人生總體上的悲劇性，每個人短促一生中的快樂是非常有限的，任何一種快樂只要不傷害他人都不該受譴責。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既然她仍然愛我，她從別的男人那裡得到一點兒欣賞和快樂，對我造成什麼實質性的傷害了呢？第二，我瞭解人性的真實，每個有生命活力的人對於異性世界的需要必是多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