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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搞什麼民主制，他不接受也就算了，反正我仍然過我的逍遙日子。我對自己說：我愛甘陽，我更愛民主；但是，我愛民主，我更愛自由。越勝當然也超脫，他對我說：“我們不是辦事的人，就喝喝酒，聊聊天，聽聽音樂，寫寫文章，當竹林七賢。第一流的人就這樣，編書之類讓二三流的人去幹。”然而，甘陽不肯罷休了，派兩個副主編帶著他的一封信分頭找嘉映、友漁、越勝和我談話，勸我們自動退出編委會。他們三人都同意了，惟獨我拒絕，說：“讓甘陽開除我吧。”當時八九風潮已起，不久後甘陽到了國外，還沒有來得及開除我，編委會實際上不復存在了。不過，我倒寧肯自己被開除，而編委會繼續存在，心裡真為這支力量散夥感到可惜。

在八十年代後期，除學界外，藝術界也十分活躍。出版《轉折點》後，我認識了一撥號稱北方群體的新潮畫家，他們常來看我，帶來美術界萌動的資訊。其高潮是1989年2月的中國現代藝術展，開幕那天我去了，美術館一至三樓展廳熙熙攘攘，盛況空前。一樓是行為藝術，各種異想天開的玩意兒居然進了國家藝術殿堂。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個洗腳的男人，他穿紅衣戴紅帽坐在紅布簾後面，赤腳伸在紅盆裡。二樓是油畫，我認識或不認識的畫家拉我在他們的作品前合影。我還沒有來得及上三樓，突然封館了。我問服務員：“美術館中午不是從來不閉館嗎？”她生氣地回答：“美術館也從來沒有開過這種展覽！”原來，剛才在一樓展廳，一個女子——據說是作者本人——用氣槍射擊作為展品的模擬電話亭。她被抓走了。出動了數輛警車和一些警察。人們聚集在門廳裡和門外廣場上，議論著，不肯散去，似乎在等待某個重大事件發生。其實事件已經發生，封館成了整個展覽的高潮。人人興高采烈，那天是農曆除夕，可真有點兒節日氣氛。巨大的黑布鋪在廣場上，上面綴著本次展覽的圖徽——不準調頭的交通標記，人們紛紛以之為背景留影，然後作為事件的見證人心滿意足地離去。

我自己一直不喜歡行為藝術，覺得其中多半不是藝術，只是在製造新聞，怎麼出格、離奇、反叛、轟動就怎麼幹。我相信畫布是永恆的，畫家的天職就是畫畫，最後還是得憑繪畫作品分高低。在那個剛剛開放的年代，面對突然出現的機會，畫家們都很興奮，懷著希冀中彩的心理標新立異。由於現代藝術的裁判和市場都在國外，因此，機敏的畫家一開始就瞄準老外，根據可能引起注意的程度確定自己的題材和畫風，其中一些人確實獲得了成功。我更喜歡那些忠實於自己的內心追求的藝術家，雖然他們在名利方面未必成功，比如劉彥。當時和我交往最密切的畫家是劉彥和廣義，他倆是好朋友，有一陣幾乎形影不離。這兩個人都聰明可愛，但走了不同的道路。我認識劉彥很早，1986年8月在安徽歙縣講尼采，課後他飄然而至，年輕單純得像一個安琪兒。他告訴我，他是自費來聽這個班的，發現臺上講課的都是知識大眾，正感到失望，幸虧有我，才沒有白來。他還跟我講了專程到北京影印《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經歷。其後不久，他到北京定居，還把廣義介紹給了我，我們都有一見如故之感。廣義說：“來見你，有一種拜見名人的感覺。真沒想到你是這樣的，真好！”劉彥說：“我向人談國平，不說他的書，只說他的眼睛——國平是個孩子。”廣義的目標很明確，就是成功。他說：“如今不是梵高的時代了，生前出不了名的，死後也出不了名，世人早已把你忘記。”他搞政治波普，用繪畫進行文化批判，一度名聲大噪，是新潮畫家中最早出名和富起來的人之一。他讚賞劉彥，說劉彥很本質，而他自己要成名，然後再回到本質。我感到自己和劉彥非常相通，他和我一樣遠離時代，追求本真的東西。他這樣評論尼采：“古希臘是單純的，尼采想把基督教的複雜整掉，回到古希臘的單純。”一句話就把尼采說清楚了。不過，他的路相當艱難。他像梵高一樣與樸素的事物有著血肉的聯絡，迷戀於畫簡單的風景和靜物，但賣不出去，生活得窮困潦倒。這使他感到困惑，有一次對我說：“過去我獨自在樹林裡坐著，感到非常寧靜。現在感覺不對了，朋友們都在掙錢，從他們那裡回來，獨自一人，有一種淒涼的感覺。好像一個從小離家的孩子，長大後回到家，總覺得不是想象中的家了，怎麼那樣老舊。”他曾經試圖順應時代，一度改做裝置，終因不合性情而放棄了。現在，他在北京郊區一個村子裡過著最簡樸的日子，像中世紀的農民一樣與世隔絕，安心畫他的風景畫和靜物畫，完全不關心這些畫能不能賣出去。我知道，他已經回到他自己的家裡。

如果要論那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