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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要麼是揚名疆場、保家衛國的勇士，要麼是除暴安良、行俠仗義的俠客，他們是一群在普通人中間有超出常人能力的人，他們能夠帶領人們做出巨大的、對人們有意義的事情，他們通常擁有藐視一切的能力，有傲視群雄的氣勢，普通人對他們不但敬畏，而且難以捉摸。除此之外，他們還必須為善、行善，必須有義和勇的品行，只有具備這些素質才能被稱為英雄。

如果按照這樣的標準來衡量，《漢末英雄記》裡所載的這些人中有相當一部分不能稱為英雄。他們有的身上有善也有惡、甚至惡比善多，他們有的知名度一般、更沒有特別突出的“英雄事蹟”，還有的僅為文士、文官，沒有上過沙場也沒有行俠仗義。但王粲把他們統統寫進《漢末英雄記》裡，因為在王粲的英雄觀裡，不以貴賤論人，也不以成敗論英雄，他既看中大英雄、大豪傑，也關照小人物、小細節，他所謂的“英雄”，其實就是漢末各類精英的總和，是各種人才的統稱，只要他們能因時而動，無論憑體力還是智力，也無論是成功還是失敗，只要在歷史上留下過自己的一頁，王粲都用筆把他們的事蹟記錄下來，這與司馬遷發憤著《史記》的精神一脈相承，是漢末時代精神向務實、通脫演變的一種體現。

一部被忽視但有特殊貢獻的史書

王粲有博學強記的天賦和家學淵源的優勢，他善於屬文，又親身經歷過許多歷史事件，長期在曹操身邊任職，與曹丕、曹植等人關係融洽，這些得天獨厚的條件聚合在一起，成就了《漢末英雄記》的與眾不同。這部史書以第一手資料為基礎，不僅有較強的可信度，而且經過王粲的精心加工，藝術水平和可讀性也較一般史書更強。

《漢末英雄記》最晚寫於建安二十二年（217年），那時曹操還在世。這部書寫成六十多年後，陳壽才開始撰寫《三國志》，又過了一百六十多年范曄才開始撰寫《後漢書》。《漢末英雄記》如今只剩五分之一，僅用這些散篇與上述兩部史書進行對照，就會發現《三國志》、《後漢書》直接引用、移植有時甚至照抄《漢末英雄記》的地方就有很多，如果《漢末英雄記》全部儲存下來，我們會發現《三國志》、《後漢書》等史書還有更多事件出於《漢末英雄記》。

這是王粲對史學的巨大貢獻。王粲寫史，可能一半出於自身愛好，一半出於對老師蔡邕遺志的繼承。蔡邕臨死前立志寫一部本朝的史書，但未能如願，想必他早就開始蒐集資料做準備，後來這些東西到了王粲手中，為了完成老師的遺願，他要寫一部史書，但王粲不是一個純粹的文人，更不是一個單純的歷史學家，他是一個才華橫溢的文學家、一個激情如火的詩人，也是曹魏事業的支持者和謳歌者，他不願意按照《史記》和《漢書》已經形成的書寫模式寫歷史，他寫得比較隨意，在對歷史的書寫中盡情揮灑自己的性情，著就一部別具一格的歷史篇章。

《漢末英雄記》得以在後世流傳，說明曹操、曹丕這些當事人極可能看過這部書稿，這部書沒有因為妄言、誹謗而被禁，說明曹操、曹丕對其中的事件、情節以及評論有過首肯，是經過當事人審查的“口述實錄”，這一點就更難能可貴了，這也是更值得我們細細推敲、慢慢品讀的地方，從中我們會有許多新的發現。

可惜的是，這部書的大部分已經看不到了，剩下約五分之一的文字也支離破碎，就像一件被打碎的精美瓷器，被歷史的塵埃湮沒，其碎片被流沙吹散，我們能看到的只是一些很難關聯的瓷片。但是，從這些碎片裡我們仍然能夠領略她的神采、她的美妙，為了更好地欣賞她、還原她，有必要進行一番大的修復，從同時代其他作品裡擷取素材，對接、拼裝和修補，讓她重新煥發風采。

這就是我解讀《漢末英雄記》的初衷。本書參考了《說郛三種》輯本、《廣漢魏叢書》輯本、《續修四庫全書》中《黃氏逸書考》輯本以及中華書局版《王粲集》輯本，為便於解讀，對殘文按時間順序進行了重新調整，特此說明。

南門太守2010年5月於北京

壹　由“帶頭大哥”到“漂亮的草包”

袁紹一來到這個世界上就有了讓人羨慕不已的天生優勢，袁家政治資源豐厚，可以保證他仕途一帆風順。而袁紹又生得儀表不凡，走到哪裡都受到追捧，成為“帶頭大哥”。然而，袁紹不願意再走父輩們走過的路，儘管這條路風光無限，他清醒地看到天下正在發生變化，為此他開始了精心準備。但是，過早成名和過於順利的政治道路也造就了袁紹性格上的缺陷，並最終導致他走向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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