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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交易廳的工作都停止了。一個高階經紀強迫我為遊戲提供支援，連續幾個星期我整天都把時間花在管理這個骰子程式上，其他急切的賭徒則緊緊盯住旋轉的紅色骰子，輸了就朝我大喊大叫；我記錄的損益表變得和公司的交易分戶賬一樣繁雜。我還記得我的個人財政是如何保持平衡的。

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波士頓的每個人都相信我不會操縱遊戲，而那對我來說是輕而易舉的。他們知道，我自己也知道，如果被發現的話，操縱遊戲會毀掉我在華爾街的前途。當然了，我考慮過操縱遊戲（任何一個有自尊心的衍生產品經紀至少都會考慮一下這種可能），但是我拒絕了這一誘惑。想象一下故事會怎樣在公司傳播吧：“你能相信那小子嗎？我是說，我知道經紀都撒謊，但那是在債券報價上撒謊。可看在上帝的分上，玩骰子游戲也撒謊？難道就沒有神聖的事了嗎？”

我保持誠實，並安慰我自己：在骰子游戲中莊家是佔優勢的，因為我是莊家，從長遠來看我會贏的。然而，以前在拉斯維加斯的經歷給了我關於長遠的痛苦經驗，那次失利使我的信心大減。賭注加大以後，我堅稱無力再為遊戲做莊。這太消耗時間，壓力也太大。何況，我很難靠管理骰子游戲成為衍生產品這行的明星。我把骰子游戲複製了幾張軟盤分發出去，離開了賭博業。　。　想看書來

第三章　擲骰子游戲（5）

愚蠢的是，我離開第一波士頓的時候忘了複製一份。我向一個經理建議說我可以給以前的同事打電話，他應該會給我一份。但是這沒能打動他。

最初，我並不介意我的“四人幫”認為我是個具有職業道德的人，儘管我的很多同事都認為這是個自相矛盾的詞。這四個人將是我在摩根士丹利的職業生涯中最舉足輕重的人，我想讓他們覺得我是聰明的，而不是齷齪的，起碼不是從一開始就是這樣。如果我願意的話，我有充足的時間來改變那些關於我循規蹈矩的印象。

我的“四人幫”包括兩個董事總經理和兩個合夥人——董事總經理緊下面的一級。摩根士丹利的等級制度是這樣的：董事總經理—合夥人—副總裁—經理—分析師—秘書。經理和分析師兩級沒有高階和初級之分。我和大多數從研究生院畢業不到四年的僱員一樣，是個經理。

待遇大致和工作職稱相匹配。平均來說，董事總經理賺上百萬美元，合夥人差不多賺100萬，副總裁賺50萬，經理賺幾十萬，不過每個級別內的範圍都很寬。衍生產品部僱員的薪水一般比公司其他部門同級僱員的高。分析師和秘書的薪水在摩根士丹利的所有部門都被稱為僅僅是“四捨五入的尾數”（在華爾街，5萬美元以下的待遇被忽略不計）。

那時我27歲，比摩根士丹利經理的平均年齡要小几歲。他們大多在大學和商學院之間工作過幾年。經理一般在二十大幾到三十出頭，副總裁三十幾歲，合夥人和董事總經理可能會有40歲。向更高一級的升遷需要二至四年。40歲以上的人如果還沒有退休、辭職、被解僱或被任命到高階管理崗位的話，就會被擱置到在摩根士丹利被稱為“退休者之家”的部門“養老”。

我的最高上司是比德亞特？森，真正的“四人幫”裡熱衷下棋的那個。我在摩根士丹利期間，與森的交往都跟下棋、賭博有關，而不是客戶和業務。偶爾，我會看他和電腦下棋，更多的時候，我們就體育比賽進行賭博。可能最重要的是，他後來參與了我安排的全美大###動協會錦標賽大賭博（我們輸了）。除了遊戲和賭博，森很少為我或對我做過什麼。他經常在交易廳我的座位附近走來走去，當然，我是少數幸運兒之一——他很少罵我或對我大喊大叫。

我的另一個董事總經理是馬歇爾？薩蘭特，他向森彙報。薩蘭特是個又矮又胖的哈佛商學院畢業生，地道的紐約人。他自稱年輕時很瘦，而且直到在商學院時都是跑步愛好者。不過，他跑馬拉松的日子顯然早已成為了過去。十年富有而缺乏體力活動的穩定生活已經使他成為了特定人群的一分子：他們的領帶努力想要夠著腰帶，但是總差一點兒。儘管生活方式安靜，薩蘭特在衍生產品業務上卻比森活躍多了，他在衍生產品部的角色也重要得多。薩蘭特對數字反應敏銳，特別是在一部現在已是古董級的惠普12C計算器的幫助下；他還因為極富激情的左臂而著稱。他會在激烈的會議中尋找合適的時機運用他的左臂。當一個恰當的停頓出現時，他就會開始做揮臂投球動作，抓起紙筆，像桑迪？柯法斯①一樣伸出手臂，突然間像發快球似地畫上一堆圖表，一舉掃除所有的反對論據。薩蘭特是摩根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