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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7月，我曾專門去哈密的這個拉甫喬克——納職古城尋訪遺蹟。

這個古城所在地今天叫做“四堡”。古城是“呂”字形，白楊河就從南北兩個城池當中流過。這肯定是個沿用很長時期的古城，甚至在漢代就已經有人居住了。我們可以推想，這一支樓蘭遺民之所以跑到天山這一邊的哈密四堡，也許是因為這個地方原本就是樓蘭人開闢的。

我獨自久久在拉甫喬克古城漫步，希望在這裡與樓蘭遺民產生心理感應。古城的城牆時斷時續，而城內的一些引水方便的地域，已經被現在的農民開闢為苗圃、果園甚至羊圈。那正是中午，古城內外見不到一個人，我找不到當地居民，也沒有人能回答我的疑問。

六　故土難離（4）

我在果園的水渠邊撿到一枚唐代的古錢“開元通寶”。我馬上聯想到這個銅綠斑斕的貨幣也許曾經鄯伏陀使用，甚至曾被他攜回羅布泊故地，又返回拉甫喬克——納職。這“無用武之地”的古幣難道是在向我傳遞著有關樓蘭遺民遷徙的特殊資訊？

歷史文獻已經指明，樓蘭亡國後，在古樓蘭民族的搖籃——羅布泊岸邊有一支固守家園絕不離去的遺民，而樓蘭故地也並非成了死界絕域。遺憾的是，從唐代以後羅布泊區域就進入了長達近十個世紀的晦暗難明的時期。古道他移，興旺不再，羅布荒原失去了在絲綢之路的關鍵位置。羅布泊畔這些樓蘭遺民自生自滅地度過了數不清的日子。直到清初開始經營西域，這世世代代繁衍在羅布泊水域的羅布人才又重現於史冊，再次引起人們的關注。

自從收復西域後，清朝的一項決策就是以西域作為流放犯人的地點。清嘉慶年間新疆最著名的流放犯人之一，就是北京大興人徐松。而徐松以其傾心撰寫的歷史地理學著作《西域水道記》作為雖然流放新疆，但並未虛度年華的明證。迄今為止，徐松《西域水道記》仍是不能替代的。肯定也是受到“黃河重源”說的影響，徐松特別重視羅布泊及其水系。可以說，僅就這一點而言，《西域水道記》就是不朽的著作。就是在這本書中，作者嘗試著對羅布人的情況作了概括和歸納，並將官方檔案中有關的記載作了匯釋。這樣，從清初到《西域水道記》成書的嘉慶年間，羅布人又重現在史籍中。

清初，西域為蒙古準噶爾部所據有。清在無暇西顧時，沒有忘記先後佔據了哈密、巴里坤和吐魯番，留作今後經營西域的起點、踏板。據《西域水道記》，康熙六十一年（1722）清軍為鞏固在西域的支撐點，派兵赴吐魯番築城屯田。清軍的這一舉措在西域產生了反響，羅布荒原就在吐魯番近鄰，羅布人的酋長古爾班率先到吐魯番清軍軍前納款“內附”。而古爾班所轄是喀拉庫順、薩達克圖、哈剌和卓三個村落的一千餘人。為削弱準噶爾的勢力，清廷原計劃在雍正元年（1723）將這批覆顯於世的羅布人舉族遷往內地，安置在河西走廊某處。這些羅布人雖然急於擺脫準噶爾的統治，但他們早已習慣於世世代代生活在羅布泊水邊，既不希望離開湖泊水域，也不能整族從陸路遷徙。因而，這個動議只得作罷。

此後，歷史似乎在重演。在清與準噶爾蒙古之間的羅布人，太像他們的先民樓蘭人處在漢與匈奴之間了。而清與準噶爾對西域的爭奪，也與漢與匈奴之爭頗有相似之處。

到了乾隆初期，清因一時力所不能及，就與準噶爾作了妥協。議定雙方勢力範圍時，羅布荒原歸屬準噶爾部。乾隆二十一年（1758）清與準噶爾部又啟戰機。一次，清軍將領阿里兗追擊敵軍，意外來到羅布荒原，他發現這簡直是個世外桃源，不但林木深密，而且地域廣袤，足以深藏奧秘而不露。而在這片區域內，僅生活著600個以漁獵為生的“化外之民”羅布人。此後，清正式將處在兩強之間的羅布泊地區劃歸版圖。

據徐松《西域水道記》轉引的清人記載，乾隆、嘉慶年間固守湖畔的羅布人分為兩個部落，一個叫喀拉庫勒，另一個叫哈剌和卓，各由清廷冊封的五品伯克統領。喀拉庫勒的含義從來沒有人弄明白過，但在近世一般又指遊移到羅布荒原西南的塔里木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