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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管仲的說法，有人就認為：雖然管仲在某種程度上、洗刷了齊桓公的恥辱，但是在某種程度上又滋長了齊桓公的恥辱。其實，齊桓公做的原本是君主應該做的一件“正義”之事，然而齊桓公卻沒能及時去做（相反等到丟了帽子後才去做），那麼齊桓公的行義豈不是為了洗刷他的恥辱而為之嗎？雖然齊桓公這種做法能暫時洗刷他因丟失帽子的恥辱，但是管仲這種諫言所造成的另一最直接的負面影響，卻又在某些人意識中助長了一種近乎麻木不仁的僥倖心理。如果對管仲這種觀點，齊桓公繼續採納的話，那麼其實齊桓公就等於是犯了“賞罰不明且無據”的錯誤。假如這種行為形成一種社會風氣的話，那麼日後齊桓公的子民，就會形成近似於畸形——“即使是犯罪，也有僥倖釋放”可能的不正常心理。當然這種心理，就不會使犯錯的人，能夠及時反省自己的錯誤。也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管仲對齊桓公的諫言，不僅沒有讓齊桓公洗刷恥辱，而且更增加了齊桓公“是非不分，顛倒黑白”的昏庸之恥。

再說齊桓公下令把糧食分給貧苦的人，這就等於賞賜沒有功勞的人；釋放罪輕的人，這就等於有意消減“法度”威嚴。賞賜無功的人，民眾就會心存僥倖心理而希望從君主那裡獲得意外的收穫；故意消減“法度”的威嚴，這就等於助長民眾的違法亂紀心理。顯然這些都是國家混亂的根源，怎麼能用來洗刷國君的恥辱呢？

雖然在古代封建君主社會中，許多皇帝都在自己大喜或特殊的日子時，以大赦天下（比如，皇帝親政、皇帝登基或者打大勝仗等）昭示其仁德，但是這種封建君主時代的所謂開恩大赦，顯然對當今“有法可依，違法必究，執法必嚴”的法制社會，沒有什麼益處。

韓非子透過對《齊桓公雪恥》故事的分析與論證，闡明“賞無功”、“不誅過”是國家禍亂的根源。韓非子所講的故事，在現實管理中顯然也有十分積極的意義。因為在管理中，如果亂施賞罰，就會造成管理中的無序化，混亂化。也就是說，如果管理者獎了不應該獎賞的人，就打擊了應該受到獎賞的人；同理，領導人與管理者如果罰了不應該罰的人，就會讓眾人感到心寒而影響其積極性與主動性。

也就是說，企業管理者與領導人如果只知賞罰之法，而不能適度地把握賞罰的技巧與尺度，那麼其結果也只能是事與願違。因此，管理者在實施賞罰過程中，必須要明白：在絕大數情況下，都要賞的機率大於罰。否則，就會直接影響團隊的穩定性。因為任何人都有自尊，所以管理者罰的過度，被罰者就會因傷及面子而與上邊發生不同程度的牴觸心理。如果真的出現這種情況，對於團隊的正常管理及發展，肯定是沒有好處。所以，聰明有經驗的管理者，就會對眾多的過錯者，採取感化或教化的方法，讓其理解與接受公司的管理制度。當然對於極少數主犯人員，就應該採取罰的處置。這樣做的好處，會透過對主犯的直接處罰，來警示那些雖然有過失卻可教化的人。雖然也有頑固不化的人，但是這樣的人畢竟佔少數。因此，在歷史上就上演了諸葛亮對孟獲的七擒七縱。如果當時諸葛亮對孟獲的少數民族直接採取罰的方法，那麼即使殺掉一個孟獲，還會有更多的孟獲起來與諸葛亮為敵，與蜀國為敵。

雖然管理者在實施賞罰中，應該賞的機率大於罰，但是管理者也要謹記賞無功。與此同時，管理者還要明白：明獎暗獎更要有分寸。下屬兢兢業業地為公司做出成績，管理者就要不失時機地給他們以獎勵。管理者這樣做，能讓下屬感到自己的努力沒有白費，多付出一滴汗水就會多一分收穫。可是管理者，要想使自己對屬下的獎勵，真的起到應有的作用，就必須要有獎勵的方法與技巧。獎勵可分為明獎與暗獎。當然罰的目的是為了起到警示作用，就沒有暗罰而言，否則就沒必要罰了。明獎的好處在於給其他的人樹立良好的榜樣作用，激發大多數人的上進心與主動性。但是明獎也有其負面性：由於當面獎勵而容易使沒有受到獎勵的人產生嫉妒。為此，管理者在實施明獎時，必須謹忌賞無功。

由於民族文化與思維方式差異，中國的管理者，一般更善於實施明獎；而外國大多數管理者，就喜歡對員工實行暗獎，然後再發給受獎者一張獎勵理由的說明書。這樣既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