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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他就是楚穆王的兒子楚莊王侶。

楚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還下令全國，不準入諫，入諫死，有點伐羅時莫敖屈瑕的作風，這作為國君來講是反常的。歷史沒有給出原因。不過，三年不理政，淫佚享樂，而不失國，反過來說明了問題。因為，這要是在諸夏，早已是君不君，要麼被國人推翻，要麼被權臣廢黜，要麼被聖人誅伐。總之一種非常危險的事情。可是楚國卻很平安，事實上在楚國春秋乃至戰國大部分時間裡，楚的大臣們都是能守本分的，很少大臣麼叛弒君的情況，也很少如諸夏“政出私門”、“政由大夫”、“陪臣執國命”的情況。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歷史現象，楚的疆域遠比華夏諸侯大，國家治理的困難性也很大，為何很少出現這種情況呢？或許與楚的兵賦制度、與卿大夫任命制度有關。楚國的令尹、大夫等有采邑，也有私兵，可能規模不大，楚王對軍隊有絕對的控制權。如城濮之戰時，子玉手下兵，是由成王親自調派的，一是東宮甲士，一是西廣計程車卒，一是若敖之六卒，而且，其中一部兵還是申、息兩縣徵發來的。這與諸夏，卿大夫徵發自個采邑的兵賦隨同國君出征的情形不同。在此不詳析。

楚莊王，成天沉淪，最後，伍舉（即前面聘魯的椒舉，伍子胥的祖父）忍不住了，甘冒禁令入諫。不過，他應當吸取了以前強諫大臣的教訓，他用隱語入諫。太史公對入諫的場面描述得非常細緻。當時的楚莊王，是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當然是其樂融融了，好一幅莊王享美圖。伍舉見此，沉住氣，打隱語地問：“有鳥在於阜，三年不飛不鳴，是何鳥也？”莊王一聽，知道是來進諫的，不過，那時他已有振作的想法了，他回答道：“三年不飛，飛將沖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並明示伍舉：“舉退矣，吾知之矣。”嚴肅地向伍舉作了承諾，也沒有怪罪伍舉。但是，後來楚莊王的表現，依然反常，幾個月內，*更甚。這時，伍舉心裡有數，也就不再入諫了，可是大夫蘇從卻忍不住了，這次，他有心理準備，冒著被處死的危險，“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楚莊王這下聽了，馬上罷除了淫樂，即時聽政，一下子殺了數百人，一下子任了數百人，並同時任伍舉、蘇從為政。我們要問，為何楚莊王能如此迅速的任命和懲罰這麼多的人。而這些人的任命和徵罰，肯定不侷限於朝廷，還應有地方各級官吏。這隻能說明，他平時一直在注意著，觀察著，審視著，明辯著。並不是一味淫樂，三年的沉默，讓他靜觀國中眾人。孰忠孰奸，孰賢孰不肖，他了然於胸。應當理解為，是他的一種有意識的行為。如果是這樣，那麼，他用三年時間來實習，淫樂是他的一種偽裝，因為，在這種君不君的情況下，小人更容易表現醜惡出來。或許也說明，楚穆王晚年，內政有些壞敗，群小充斥，莊王即位，或許還不壯，權位尚不穩固，小人在朝，盤枝錯節，讓他無法馬上施展雄心壯志。因而，必須要用一段較長的時間來觀察，來暗中陪置輕信。因為按慣常的政治生態，如果在沒有實力的情況下，一下子罷黜這麼多的大小官吏，是會引發政治事變的。可是，楚莊王，卻很成功，自上而上，導演了這場政治事變。只能說明，他的準備是充分的，而且也是胸有成竹的。也可算是忍人了。不過，這一史實，《左傳》、《國語》均不載，不知太史公何所據。

不平常的作為，必有不平常的動因，更會有不平常的業績。漢賈誼記述此事：“昔楚莊王即位，自靜三年，以講得失。乃退僻邪而進忠正，能者任事，而後在高位。內領國政治，而外施教百姓，富民恆一，路不拾遺，國無獄訟。”（《新書·先醒》）

莊王清理楚國沉痾後，就要繼續實施先王們的北進戰略了。第一站，就是伐庸，且聽下節解說。　。。

二、問鼎周郊（2…2…1）

二、問鼎周郊（2…2…1）

楚莊王三年（…611），國君雖然振作了，可是天公卻不作美，楚國遇上罕見的天災，導致楚國鬧大饑荒，看到有機有乘，楚國周邊的蠻夷就來侵伐了，先是山夷，侵擾楚的西南，到達阜山（楚邑，今湖北房縣南），當楚師去抵禦時，山夷又轉到東南，到達陽丘（楚邑，不詳今所在。），侵訾枝（楚邑，不詳今所在），楚當然也是跟著去抵禦了。看到楚師前來，山夷最後是逃遁了。

緊接著，庸人帥群蠻叛楚，麇人也來湊熱鬧，率百濮（今湖北石首縣）聚於選（今湖北枝江縣境），準備伐楚，這下，楚有些驚謊了，集中力量應對蠻夷威脅，北部邊疆，申、息兩地的北門都不開啟，以防北方諸侯的入侵。這時，一些大臣就謀劃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