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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諸子百家，它的歷史狀態是爭鳴，學以致用就是要繼承與發揚，意味著理論上要爭鳴，實踐上要爭鬥。孔墨顯學在歷史上是對立的，都是國學，怎麼處理它們的矛盾？爭鬥是不行的，和諧社會不允許；和平共處就得改變它們原有的立場，那就墮落成偽國學，厚黑學；最好的辦法就是爭而不鬥，鳴鼓而不攻，隔著一條大河，各自放煙花，即躲進象牙塔裡研究，有來學而無往教，圈子裡扯淡。

沒有一種學說是完美的，能解決全部社會問題，也沒有一種方法是完美的，能集百家之大成而不矛盾。故而學術爭鳴是真狀態，實踐而爭鬥是硬道理，一旦經世，在政教合一的中國必水火不相容。儒墨在先秦的歷史上為什麼沒有打架呢？那是它們一直在扯淡，春秋戰國時期各國的外交內政都沒有它們說話的份。春秋的外交是尊王攘夷，內政是鼎彝尊爵，諸子百家在政治上還不成熟。戰國的外交是縱橫家的天下，非縱即橫，想圓滑，要麼去死，要麼隱居，所以秦與六國打仗。秦的內政是法家說了算，墨家弟子在秦，要麼隱居，要麼流亡，要麼投降，要麼去死。秦滅六國，還是法家的天下，所以秦皇焚書坑儒。漢朝採納了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個問題後面再談），其它的要麼去死，要麼扯淡。

扯淡不是貶義詞，有一個近義詞叫清談。不知道是誰說的清談誤國，這說法害人。清談從來沒有誤國，實踐反而有風險，有可能誤國。宋襄公懂禮，敵軍在河對岸，不攻擊；渡河到中央，不攻擊；剛剛上岸，不攻擊；最終反而被擊敗。宋襄公如果僅僅扯淡，而不去實踐，是不會誤國的。趙括如果僅僅是紙上談兵，堅持扯淡、清談，寫兵法，寫小說，而不是率領四十萬大軍與秦決戰，也不會誤國。隋煬帝詩寫得好，可惜他沒有堅持扯淡，清談“寒鴉千萬點，流水繞孤村”，而是實踐建築學的土木工程，喪國了。李煜詞作得好，可惜他沒有堅持清談，而是將詞譜上曲，讓優伶載歌載舞，實踐音樂學而誤國。光緒皇帝要改革，不滿足於扯淡，還有重大行動，廢科舉，無情地拋棄了戊戍變法時候上書支援他的那些公車們，五年以後便改朝換代了。孫中山是仁者，這沒有什麼錯；要革命，也沒有什麼錯；錯就錯在他用儒家思想去指導革命，用儒家的玉帛去對抗法家的干戈，不失敗才怪，誤國。胡適建議“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清談大師，因為主義會引發武裝衝突；魯迅儘管說過拿來主義，還是清談大師，他反對*示威請願，“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請不要錯誤理解了猛士的外延，它不包括學者，學者這時該做隱士。共和國時期，如果反右派僅僅限於清談，而不是掀起運動，不會損失了那麼多仁人志士（更嚴重的是從此一段時期內海外遊子視迴歸為畏途，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後來的文化革命，如果僅僅限於清談，不會破壞那麼多傳統文化。儒家思想既不適合立國，也不適合治國，只適合清談（這個問題後面再談），清談不適合大眾，更不適合革命。

回過頭來說漢以來的儒學地位。不要以為漢朝是儒教立國的，這儒家倡導以禮治國，以德為政，叫皇帝要像堯舜禹那樣“恭己正南面而已”，這天下爭得還有什麼益處，這皇帝做得還有什麼樂趣？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騙術，披儒家的禮服，罩著法家的兵器，即儒學為體，法學為用，其實治國還是秦始皇那套管用，只是接受教訓籠絡人心，給天下讀書人一個歸屬，不管你此前屬於什麼子，什麼家，既往不咎，統歸於儒；這儒當然不是真儒，而是假儒，修正主義的儒，犬儒。

犬儒將忠信禮義孝悌廉恥的仁德修正為天地君親師，把自覺執行的操守扭曲為三綱五常。本來殷人只有祖宗一元神的概念，周人維新將帝和祖分離，變為二元神。漢人復又合併為一元神，就是天子。真是不知量，這世間竟然會有人可以代表天，把龍的形象都玷汙了。天地君親師，皇帝是天子，天罩著地，君臨天下，的確，還有親和師，但親師都得聽天子的，還有什麼獨立人格。想不變質，就得清談。

前不久長卿建議我批魯老爺子和老毛，我不肯承認我沒有勇氣，找技術上的藉口搪塞過去。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誰在朝，誰在野，一目瞭然。一個學術泰斗，小學生去批，一顆紅太陽，小民去挨，無效且極不安全。佔據學術或者政治的制高點，可以將前人的屍身打爛，所以倘若朱元璋要將朱熹搞臭，輕而易舉，他是領導，可以發動群眾；魯迅要把段祺瑞罵得體無完膚，也是段活該，魯迅是學術權威，各大報紙爭相轉載；郭沫若的資源就更豐富了，他可以將鴻毛吹上天。于丹的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