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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期，吏治漸弛，官員腐敗，貪風日熾，國庫虛空，等到雍正接班上臺，康熙留給他的固定資產，倒是一個幅員廣闊的龐大帝國，然而只有區區七百萬兩銀子的流動資金，真可以說是到了日不敷出，難以為繼的程度。

據說，公元1664年，崇禎在煤山上吊那時，李自成進城，開啟國庫，看到白花花的七千萬兩銀子，一屁股坐在那兒起不來。康熙是很看不起那位亡國之君的，經常要拿他作反面教材，教育臣下，可從來不提“盛世”的國帑存銀，只及明末的十分之一，連文官的俸，武將的餉，也差點發放不出來。

所以，康雍乾三朝，難以稱為“盛世”，不但在經濟上比不上漢唐，在政治上，在文化政策上，就更比不上漢之胸襟，唐之氣魄了。一個視知識分子為敵的病態政權，一個年平均一次文字獄的恐怖政權，能出現“盛世”氣象，那簡直就是天方夜譚了。

清人進關，是以一個文化落後的民族，來統治一個文化先進的民族，其心靈深處，對於文化，對於文明，對於擁有悠久文化傳統，擁有深厚文明積澱的，然而是被他們統治著的，非我族類的知識分子，有一種胎裡帶的懷疑，猜忌，不信任，視作異己的劣根性，是很難排除的。

雖然，康熙設館編修《明史》，編纂《古今圖書整合》、《全唐詩》、《佩文韻府》、《康熙字典》；而乾隆設館編纂的《四庫全書》，更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創舉，他個人一生寫詩四萬首，數量等於唐詩總和，至今還無一箇中國詩人打破他的高產紀錄。這一切，說明這些帝王，早已脫離了騎在馬背上剽劫遊牧為生的文化落後，原始愚昧的狀態。尤其康熙，對於自然科學，諸如歷算、數學、水利、測量，多所涉獵，在中國最高統治者中間，很少見的。但是，儘管他們個人稱得上是高階知識分子，但這種精神上的軟肋，這種靈魂上的忌諱，是萬萬碰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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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比誰活得更久（4）

不碰，尚且不放心呢，提防著呢，警懼著呢，要是碰到了，觸犯了，那就必然要大開殺戒，絕不留情。康雍乾三朝文字獄悲劇，莫不由此而來。我不知道時下那班倡“盛世說”的清史專家，以及美化康雍乾得了大便宜的作家、編劇，是何居心，要閉著眼睛歪曲這段史實。

難道他們不知道清代的文字獄，所起到的扼殺思想，控制精神，消滅異端、堵絕才路，戕害精英，箝制學術、奴化國民，愚昧百姓的罪惡嗎？難道他們不知道在這種嚴酷的專制統治下，所造成的大小官吏，口必奴才，誠惶誠恐，有罪該死，普天之下，悉皆磕頭，萬馬俱喑，鴉雀無聲的沉淪嗎？難道他們不知道，正是這三朝“盛世”，以至於使中國整整落後了世界三百多年嗎？

於是，我想起比納蘭性德大一歲的同時代文人戴名世了，這位康熙朝著名文字獄《南山集》案的主角，其悲慘命運與那位富貴公子相比，真是雲泥之別了。按照納蘭愛好結交文友的作風，看重有才華之士的性格，我想，這兩位應該有過一面之緣的。然而，戴名世為欽犯，為大逆不道之人，即使早年有過來往，也諱莫如深了。

試想，如此文字獄窒息下的中國，能夠“盛世”得起來嗎？

據《清史稿》列傳：

“戴名世，字田有，桐城人。生而才辨雋逸，課徒自給，以制舉業，發名廩生，考得貢補正藍旗教習，授知縣，棄去。自是往來燕趙齊魯，河洛吳越之間，賣文為生活。善讀太史公書，考求前代奇節瑋行，時時著文以自抒湮鬱……諸公貴人畏其口，尤忌嫉之。嘗遇方苞京師，言曰：“吾非役役求有得於時也，吾胸中有書數百卷，其出也，自忖將有異於人人，然非屏居深山，足衣食，使身無所累，未能誘之而出之也。”因嘆息別去。康熙四十八年，年五十七，始中式，會試第一，殿試一甲二名及第，授編修。又二年，而《南山集》禍作。”

從他與方苞大嘆其苦經，自怨自艾的那番話，看來，他應是一個清流自許，退隱出世，心繫前朝，補綴舊史的獨立特行者。其實，從他不罷手地一直考到五十七歲，終於熬到翰林院編修，說明他也是一個難耐寂寞，急於自售，頻試科場，意在功名的實用主義者。因而，眷戀故明，憑弔舊朝，是他的精神維繫，興滅繼絕，著書立說，是他的魂夢寄託；依附新主，趨迎權勢，是他的現實取向，文望鼎盛，飲譽朝野，則是他的終極嚮往。躍躍欲試，心浮氣躁，自以為是，坐立不安，東奔西走，南來北往，槓鼎自視，不可一世，這就是他由翰林院的黌門，終於押進文字獄牢門的原因。

近人孟森，對他成為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