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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觀念,好運動,喜鍛練,常健身,他擅長的專案,曰“鍛”,也就是打鐵。“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環之,每夏月居其中以鍛。”這個經常掄鐵錘的詩人,肯定肌肉發達,體魄健全,比之當今那些貼胸毛、娘娘腔,未老先衰,迎風掉淚的各式作家,要男人氣得多。“彈琴詠詩,自足於懷,”“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像這樣一位真有學問的文人,不是時下那些糠心大蘿蔔式作家,動不動弄出來學問淺薄的笑話來,令人喪氣。加之保持身體健美,一位運動健將式的未婚夫,打著燈籠難尋,自然是一抓住就不會撒手的了。長樂亭主以千金之軀,下嫁這位健美先生,便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嵇康討這個老婆,倒有可能與他跟掌權者的對立情緒有關,是一次很政治化的選擇,也說不定的。試想,他的朋友阮籍為擺脫司馬氏與之結親的要求,乾脆大醉兩月不醒,讓對方找不到機會開口。而他卻與司馬氏的政敵通婚,顯然是有意的挑戰。他難道會不記取曹魏家另一位女婿,同是美男子的何晏,娶了曹操的女兒金鄉公主,最後不也是被司馬懿殺掉的教訓嘛!嵇康就是嵇康,他卻偏要這樣行事,這正是他的性格悲劇了。
雖然,他寫過文章,他很明白,他應該超脫。“夫稱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乎矜尚,體諒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自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為主。”實際上,他說得到,卻辦不到,至少並未完全實行這個正確主張。
他也找到了理論與實踐脫節的病根所在,因為他有兩點連自己都認為是“甚不可”的“毛病”,一是:“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閒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二是:“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這是他給山巨源的絕交信中說的,說明他對自己的性格瞭如指掌,
但由於他對世俗社會,官僚體制,庸俗作風,無聊風氣的不習慣,對司馬氏統治的不認同,對他們所搞的這一套控制手段的不開心,他就更為頑固地堅持己見,知道是毛病,也不想改掉了。如果說前面的“甚不可”,是他致禍的原因,後面的“甚不可”,就是他惹禍的根苗了。
阮籍,就比嵇康聰明一些,雖然他對於司馬昭,跟嵇康一樣,不感興趣,但他懂得如何保全自己的首級,不往大將軍的刀口上碰。一是捏住酒葫蘆,不撒手,二是寫文章時,竭力隱而不顯,猶如當代新潮評論家那些佶屈聱牙的高論,說了半天,連他自己也不知夢囈了些什麼一樣,儘量不讓司馬昭抓住他的把柄。三是偶爾地隨和一下,不必那麼寸步不讓,針鋒相對。
《世說新語》載:“魏朝封晉文王為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不受。公卿將校當詣府教喻。司空鄭衝馳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時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書札為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以為神筆。”而且,不得已時,阮步兵也會給大將軍寫一篇祝壽文,唱一曲Happy birthday to you 應付差使的;
嵇康和阮籍(4)
到了實在勉為其難,不願太被御用,而推託不了時,索性佯狂一陣,喝得爛醉,躺在當爐的老闆娘旁邊,作出拍A 片樣子的親密狀;甚至像亞當夏娃似的,把衣服脫得精光,像一個大字躺在屋當中,人家笑話他荒唐,他卻說我以天地為房舍,以屋宇為衣服,你幹嘛鑽進我的褲衩裡來呢!這樣一來,司馬昭也就只好沒脾氣。
但嵇康做不到,這是他那悲劇性格所決定的。史稱嵇康“直性狹中,多所不堪”,是個“不可強”、“不可化”的人物,這就是俗話說的:江山易改,秉性難移了,一個梗慣了脖子的人,要他時不時地低下頭來,那是很痛苦的事情。
他想學,學不來,只好認輸:“吾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暗於機宜。”結果,他希望“無措乎是非”,但“是非”卻找上門來,非把他攪進“是非”中去。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凡古今文人,如果他是個真文人,便有真性情,有真性情,便不大可能八面玲瓏,四處討好,也就自然不善於保護自己。
現在只有看著嵇康,一步步走向生命途程的終點。最痛苦的悲劇,就在於知道其為悲劇,還要悲劇下去,能不為悲劇的主人公一慟乎!
嵇康雖然被司馬昭引以為患,但忙於篡奪曹魏政權的大將軍,不可能全神關注這位皇室駙馬,在他全盤的政治角鬥中,嵇康終究是個小角色。如果在中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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