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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離開球場的那一刻起，我們的生活就變成了一場徹頭徹尾的噩夢。我想沒有人能夠預言此事將如何了結，也沒有人知道大衛會如何被視為仇恨的物件，更沒有人能預見他是如何學會堅強面對並反擊那些惡意攻擊他的人們。事後想來，我覺得完全可以說正是這次經歷才讓大衛成長為一名真正的男子漢。他比以前成熟了，因為他別無選擇。

那天晚上我們只能把他留在隊裡，因為我們倆必須立即趕回英國。雖然很不情願這麼做，但我們沒有別的辦法。凌晨兩點半的樣子，我們降落在了斯坦斯特德機場。下了飛機以後，我們都有些茫然，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些什麼。

我們回到家裡，我坐下來把電視上正在播放的那場比賽又看了一遍，可我仍舊無法相信已經發生的一切。一直以來，大衛都無法真正解釋清楚他為什麼要把腳伸出去——那只是一名年輕氣盛的球員在一時衝動下的反應，況且他當時還處於大賽帶來的巨大壓力之下。話說到這個份上，我仍然認為大衛犯的規充其量只能給張黃牌。這是裁判的判罰失誤——然而，如果說裁判只是舉起了一枝槍，那麼霍德爾就是扣動扳機的那個人。

雖然知道肯定睡不著，我還是在早上六點的時候上了床。我斷斷續續地打了幾個盹，快七點半的樣子，突然有人不停地在砸我們家的前門。我從臥室的窗戶裡往外一瞧，嗬，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們家門口的馬路，就是那條只能容下兩輛汽車並行的小路，居然已經擠滿了人，至少有三十多名攝像師，三家以上電視攝製組，還有多得我數不過來的記者。簡直是天下大亂了。

我磕磕絆絆地下樓去開了門——砸門的是一名記者。我甚至都還沒聽清他的問題，就咕噥著說：“不，我無可奉告。”

其實在此之前我們也跟媒體接觸過幾次，在大衛職業生涯的不同階段都有過。不過我們還從來沒有見到過這種陣勢，我們都嚇壞了，根本不知道該做些什麼。

那天桑德拉和我本來都應該去上班，喬安妮也要去上學。可是我們甚至都無法邁出家門半步。

接下來，我們家的電話線又出了問題。我以前在房子裡一共接了兩根線，一根是傳真線，另一根是普通的電話線。我們把那根傳真線專門留作業務用途，另一根就用來處理常見的日常事務。當時我還以為這麼做是正確的，不過隨後我就得到了深刻的教訓。

桑德拉用那根傳真線撥通了“老人之家”的電話。她是那兒的一名理髮師，她跟他們說自己今天去不了了，因為我們跟媒體有些小麻煩。大約半個鐘頭之後，我們竟然接到了“老人之家”的女負責人打來的電話。她說她想弄明白桑德拉是否把他們的號碼告訴了別人，因為來了成堆的記者在那兒一個勁兒地問問題。

接著喬安妮也用同樣的電話打給了一位同校的朋友，她解釋說今天上不了學了。大概過了２０分鐘，那位朋友也給我們打電話說他接到了報社好幾個電話，詢問他是否跟貝克漢姆一家有關係。

第二天我們才發現有一輛架著天線的轉播車一整天都停在路邊。喬安妮的一個朋友告訴我們說曾看見有兩個男人坐在裡面擺弄刻度盤。於是第二天在大衛的經紀人託尼·斯蒂芬斯給我們打來電話時，我就把我的懷疑告訴了他，因為我相信他們肯定是偷聽了我們撥出去的電話。不出所料，我剛結束通話電話，那輛車就開走了。

裁判從兜裡掏出一張紅牌衝著大衛（3）

在託尼的幫助下，我們做好了去希思羅機場見大衛的安排和準備。大衛渴望立即到美國同維多利亞待在一起，當時維多利亞正隨同辣妹組合在美國巡演。託尼想方設法幫我們在機場弄了間私人會客室，這樣在大衛登上協和飛機飛往紐約之前，我們就可以有４５分鐘的時間待在一起。

為了早點趕到機場，我們在下午兩點半就出門了。然而，我們剛上路，就有一大群記者尾隨而至。這一幕簡直像極了警匪片裡的場景——我在車流中拐來拐去，努力想甩掉他們，不過他們也使出渾身解數一定要追上我們。這簡直是瘋了，而且非常的危險。我駕駛著汽車做Ｕ字形大拐彎，我連闖了幾個紅燈，甚至還故意兜了兩三個圈子，只想著能夠甩掉他們。

最後，我終於開上了Ｍ２５高速公路，心想我總算把他們甩掉了。可是一到希思羅，我們就傻眼了，因為那裡早就有另外一大堆記者和攝像師守候多時了。我們急急忙忙穿過機場時，他們就衝著我們大聲喊叫著提出問題，還不停地拍照。那絕對是場噩夢。

我們終於來到裡面見到了大衛，他看上去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