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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了，在中國交友和學術交流，並不是利瑪竇來中國的主要目的。他真正的目的主要是傳播天主教。事實上，利瑪竇雖然翻譯了不少西方自然科學書籍，但是他更多的精力集中在翻譯《聖經》，並且以儒家的理論去解釋讀解《聖經》。因為利瑪竇從全新角度詮釋儒家學說，倒被明朝士林尊為“秦西大儒”。

而另外一個非常有名的傳教士是湯若望，他是在神學院讀書時，無意在圖書館中看到了關於利瑪竇在東方傳教的記載後，開始苦學各種對傳教有用的自然科學和漢語。到了大明後，受到利瑪竇好友徐光啟的照顧，成為了徐光啟的助手。而湯若望像兒子一般的對待徐光啟，更是討得這位老大人的歡心。

徐光啟病危時，指定了湯若望成為中國教區的天主教下一任領袖。並且，臨終託孤的方式，讓東林黨的巨頭們對湯若望等等天主教徒多多照顧。

當然，相比利瑪竇來說，湯若望則是功利心更強一些，在經歷滿清兵臨北京城下時，朝中熱議要鑄造威力更強的火炮，增強對北京的防禦。湯若望便寫信給崇禎，表示自己能造出質量更好的紅衣大炮。因此，受到了崇禎的賞識，不但在歷局中工作，更兼職了紅衣大炮鑄造的技術顧問。在崇禎年間，湯若望至少監製了500多門紅衣大炮，在戰場中創造了不俗的戰績，因為崇禎皇帝對湯若望也是一再賞賜、提拔。

而湯若望從崇禎年便開始在北京城，經歷了崇禎、李自成、順治、康熙等等政權更迭，如同不倒翁一般。

到了康熙朝準備實行“文字獄”愚民政策，而湯若望傳洋、傳播西方學術，以及製作火器，觸怒了康熙而被判了凌遲處死。

當然了，清廷處死湯若望的理由的其推算日食錯誤。但是問題是，湯若望推算的日食是正確的，屬於冤殺的範疇，史稱“曆獄”，也屬於清廷“文字獄”的一種。

令人諷刺的是，徐光啟死後，湯若望繼承其未完成事業，經過幾十年努力編寫的“現代農曆”，在不久後開始顯露出了比傳統農曆更精確。

所以，從康熙年開始，逐步的採用了“現代農曆”。而後世所用的農曆，其實主要也是指徐光啟、湯若望修訂、完善後的現代農曆。

對於即將要見到湯若望這個充滿爭議的歷史名人，肖圖白心中頗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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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六章　傳教士（一）

中國近代史上的西方傳教士，給人予不好的印象。因為那一時期，神權匍匐於西方列國殖民利益之下，使得傳教士更多的淪為西方世俗政權的殖民工具。

而17世紀歐洲神權勢力龐大，傳教利益甚至能夠與殖民利益相提並論。在歐洲17世紀各國宗教改革之前，大多數的歐洲國王，還是需要教廷承認和冊封。後世歐洲人追逐的夢想，是成為資本家、政客、科學家。

而這時代，成為傳教士，尤其是到海外傳播福音的傳教士，是非常時髦，也是受的教廷支援和鼓勵的行為。

有的傳教士是因為心血來潮，也有的則是因為虔誠的信仰，還有一些是為了政治投機。但是不論他們懷著什麼目的。這些明末時來到中國的傳教士，對明朝政府貢獻了其自然科學方面的學識。

明末的那批精英傳教士，也是有史以來素質最高的一批。他們不但要掌握《聖經》中的神學知識，更是要學會數學、天文學、物理、化學、農業、醫學等等一堆的雜學。

當然了，歐洲向中國輸送大批擁有科學家素養的傳教士，也僅僅限於明末時期。之後，隨著歐洲的科學逐漸昌明，科學技術人才都成為了寶貝，捨不得將這些一流的科技人才，卻送去海外當傳教士。

在17世紀的宗教改革之前，這是唯一能夠大量獲得西方傑出科技人才的機會。之後，這種培養精通科技的傳教精英活動，開始終止了。派出的傳教人才，素質上，再也達不到利瑪竇、湯若望等人的高度。

不過，令歐洲教廷吐血的是，明朝時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換取了十萬教徒的成果。

到了清朝康熙年間，“文字獄”浩劫之中，被徹底取締。

也就是說，歐洲教廷在中國教區投入的人力物力，到頭來成果還是化為烏有。

肖圖白本身是唯物主義無神論者，但是他也認同“宗教信仰自由”的宗旨。肖圖白並不反對任何一種宗教——佛教、道教、耶教、伊教等等，肖圖白都可以比較寬容對待。

但是對於宗教信仰，肖圖白的底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