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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怎麼過？捧著碎片仰頭回顧，默默的山，呆呆的雲，誰也不會回答孩子們，孩子們用小手把碎片摩挲一遍，然後側腰低頭，把碎片向水面平甩過去，看它能跳幾下。這個遊戲叫做削水片，幾個孩子比賽開了，神秘的碎片在湖面上跳躍奔跑，平靜的上林湖犁開了條條波紋，不一會兒，波紋重歸平靜，碎瓷片、碎陶片和它們所連帶著的秘密全都沈入湖底。

我曾隱隱地感覺到，故鄉也許是一個曾經很成器的地方，它的『大器”不知碎於何時。碎得如此透徹，像轟然山崩，也像漸然家傾。為了不使後代看到這種痕跡，所有碎片的殘夢都被湖水淹沒，只讓後代捧著幾個補過的粗瓷碗，盛著點白米飯黴乾菜木然度日。忽然覺得黴乾菜很有歷史文物的風味，不知被多少時日烘曬得由綠變褐、由嫩變幹，靠捲曲枯萎來儲存一點歲月的沈香。如果讓那些補碗的老漢也到湖邊來，孩子們撈起一堆堆精緻的碎瓷片碎陶片請他們補，他們會補出一個什麼樣的物件來？一定是碩大無朋又玲瓏剔透的吧？或許會嗡嗡作響或許會寂然無聲？

補碗老漢們補完這一物件又會被它所驚嚇，不得不躡手躡腳地重新把它推入湖底然後倉皇逃離。

我是１９５７年離開家鄉的，吃過了楊梅，拜別上林湖畔的祖墳，便來到了餘姚縣城，也來不及去瞻仰一下心儀已久的“養命醫院”，立即就上了去上海的火車。那年我正好十週歲，在火車視窗與送我到餘姚縣城的舅舅揮手告別，怯生生地開始了孤旅。我的小小的行李包中，有一瓶酒浸楊梅，一包黴乾菜，活脫脫一個最標準的餘姚人。一路上還一直在後悔，沒有在上林湖裡揀取幾塊碎瓷片隨身帶著，作為紀念。

三

我到上海是為了考中學。父親原本一個人在上海工作，我來了之後不久全家都遷移來了，從此回故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都已不大，故鄉的意義也隨之越來越淡，有時，淡得幾乎看不見了。

擺脫故鄉的第一步是擺脫方言。餘姚雖然離上海不遠，但餘姚話和上海話差別極大，我相信一個純粹講餘姚話的人在上海街頭一定是步履維艱的。餘姚話與它的西鄰紹興話、東鄰寧波話也不一樣，記得當時在鄉下，從貨郎、小販那裡聽到幾句帶有紹興口音或寧波口音的話孩子們都笑彎了腰，一遍遍誇張地模仿和嘲笑著，嘲笑天底下怎麼還有這樣不會講話的人。村裡的老年人端然肅然地糾正著外鄉人的發音，過後還邊搖頭邊感嘆，說外鄉人就是笨。這種語言觀念自從我踏上火車就漸漸消解，因為我驚訝地發現，那些非常和藹地與我交談的大人們聽我的話都很吃力，有時甚至要我在紙上寫下來他們才恍然大悟，哈哈大笑，笑聲中我講話的聲音越來越小，到後來甚至不願意與他們講話了。到了上海，幾乎無法用語言與四周溝通，成天鬱鬱寡歡，有一次大人把我帶到一個親戚家裡去，那是一個擁有鋼琴的富貴家庭，鋼琴邊坐著一個比我小三歲的男孩，照輩分我還該稱呼他表舅舅。我想同樣是孩子，又是親戚，該談得起來了吧，他見到我也很高興，友好地與我握手，但才說了幾句，我能聽懂他的上海話，他卻聽不懂我的餘姚話，彼此掃興，各玩各的了。

最傷心的是我上中學的第一天，老師不知怎麼偏偏要我站起來回答問題。我紅著臉憋了好一會兒終於把滿口的餘姚話傾瀉而出，我相信當時一定把老師和全班同學都搞糊塗了，完全不知道我在說什麼。等我說完，憋住的是老師，他不知所措的眼光在厚厚的眼鏡片後一閃，終於轉化出和善的笑意，說了聲“很好，請坐。”這下輪到同學們發傻了，老師說了很好？他們以為上了中學都該用這種奇怪的語言回答問題，全都慌了神。

幸虧當時十歲剛出頭的孩子們都非常老實，同學們一下課就與我玩，從不打聽我的語言淵源，我也就在玩耍中快速地學會了他們的口音，僅僅一個月後，當另外一位老師叫我站起來回答問題的時候，我說出來的已經是一口十分純正的上海話了。短短的語言障礙期跳躍得如此乾脆，以至我的初中同學直到今天還沒有一個人知道我是從餘姚趕到上海來與他們坐在一起的。

這件事現在回想起來仍感到非常驚訝，我竟然一個月就把上海話學地道了，而上海話又恰恰是特別難學的。上海話的難學不在於語言的複雜而在於上海人心態的怪異，廣東人能容外地人講極不標準的廣東話，北京人能容忍羼雜著各地方言的北京話，但上海人就不允許別人講不倫不類的上海話。有人試著講了，幾乎所有的上海人都會求他“幫幫忙”，別讓他們的耳朵受罪。這一幫不要緊，使得大批在上海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南下幹部”至今不敢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