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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燕師南逼 京師危殆

六月三日，天氣微熱。畢竟是夏暑之將至，這春來一直愁容不展、陰雨綿綿的江南天總算是有所收斂——喜氣上臉，白天白燦燦的，太陽當空，照出明朗的秀水青山來。夜暮來臨時，紅霞遍染，江波流金，百蟲吟唱，色彩與聲音調和得像一出《戲貂禪》般，甚是喜人。

只是現在南京城內，卻少有人高興得起來。因為戰爭急報不斷傳來，朱棣叛軍攻克楊州、高郵、通州等江北重鎮，勢如破竹，近日已從瓜州渡江，將南軍全線擊潰。不須多久，就會攻到南京城來。稍有點知覺的人都能感覺到形勢的嚴重。兩個月前還繁榮昌盛，載歌載舞的南京城，現在已亂成了一鍋粥。

為避戰禍，許多百姓、商賈都紛紛挾著傢俬逃出城去。在朝為官，特別是在削藩一事上給建文帝出過主意的官員更是不安，他們對建文帝來說是忠臣，對朱棣來說則是為禍社稷、離間皇親國戚的奸臣佞黨。不難想見，素以“威猛勇武”聲名遠震的朱棣一旦破城，將對他們處於怎樣的極刑。所以，除了受詔到西南各處去募兵勤王的官員外，一部分官員也開始隨著流民外逃。

京都危困，人心惶惶。

面對這種局面，年僅二十五歲的建文帝朱允文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應對。省躬殿內大臣們意見紛紛，有的主張馬上離都，退往浙江；有的認為退往浙江太近，只會促使燕軍馬不停蹄，繼續南下，不如一退退到湖南去；有的認不清時勢，竟還抱怨不休，歸罪於力主削藩的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等人，慫恿建文帝將這些“佞臣”綁縛送交敵營，以平這名為“靖難”的叔侄之爭。

其實早在此之前，建文帝也一度看不清時勢，竟應朱棣非禮之請，罷去齊、黃二人的職位，只差沒將這二人交出去罷了。只是，事實證明，朱棣志在奪取大明江山，所謂的“靖難，清君側”不過是巧立名目，欺瞞天下黎民罷了。

所幸朝堂上還有一位德高望重，忠貞愛國，敢於擇善固執、怒犯龍顏的直臣：方孝孺。方孝孺乃當代名儒，時任翰林院侍講，在內閣參議政事，每每言必中弊，是政治改良的先鋒，為建文帝所器重。得悉建文帝竟應朱棣之請，罷去齊、黃二人職位，方孝孺大急，入朝面聖，引漢景帝誤殺忠臣晁錯為喻，極言此舉親者痛、仇者快　，只會使得將士寒心，君臣離德，當務之急應團結臣將，募兵平亂，萬不可屈於亂軍淫威。

是於，建文帝這才讓齊、黃二人官復原職，重新穩定了前方將士抗擊燕軍的心志。若不然，早在去年，燕軍便已渡江攻破京師了。

且說此時，大臣們意見不一，甚至有些人提出了迎降的主意。朝堂之上混亂一片。最終還是方孝孺一言定乾坤。他力主固守京師，以待援軍。

方孝孺堅持固守的理由是：朱棣起兵北平，外有北元餘孽韃靼和瓦刺虎視眈眈，內有我大明東南西三部地區軍民環伺，孰強孰弱其實再明白不過。但自朱棣起兵日起，四年來，我軍失利不斷，以致如今，京師危困。這實在是一個反常的現象。究其癥結，問題出在人才建構上——太祖在世的時候，為廓清寰宇、削除叛黨而大興詔獄，先後辦理過“空印”、“胡惟庸”、“郭桓”、“藍玉”四大案，連坐不下十五萬人，其中固有罪當處斬者，然而由於執行官的公報私仇，還有部分小人的惡言誣陷，無辜受牽連者實難計數。野史所言：“元功宿將，因此四獄，相繼盡矣”，其實非虛。朝庭自此人才調零。倒是那坐鎮北平的燕王，借御邊之名、藩王之權，招募壯丁，結納流寇，修整武備，特訓騎兵，麾下聚集不少英才能人，諸如姚廣孝、朱能、華天棄等，雖則無德，其機謀算計卻遠勝於我朝文德之士。然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我朝皇帝仁明孝友，登基以來，糾錯*、輕謠減賦、寬政愛民，德被蒼生，深得百姓愛戴。出外募兵的諸大臣又賢能有信，不久之後，浩蕩歸來，傾全國之力，不信不能一舉蕩平這股亂軍。所以我們固守京城，以待援兵，實是當前最佳的選擇。如若棄此就他，離京而去，則必根本動搖，定會人心大失。那麼只怕我等從此將千里逃亡，無有終日了。

方孝孺這話可謂直指太祖朱元璋屠戮功臣之過，又挑明瞭戰爭的利害關鍵所在。一言中的，也一言震住了全場。他的大膽與精細使得全場鴉雀無聲。有意迎降和主張將齊泰、黃子澄等大臣綁縛送交敵營的，本來就心虛，自不敢多言；主張退避的，恐怕真個被方孝孺料中——千里逃亡，無有終日，自不敢多言；那些不表意見的人，多是力主削藩，但由於戰事失利，禍及京師，怕皇帝降罪，自也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