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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將相邁步是方的；追溯到建國之初乃至兩千多年前，官印玉璽一概是方的；當今流行的貨幣雖然叫“圓”，但其幣紙也是方的，金屬材質的貨幣，當初也曾“外圓內方”過。由此得知，“方”也有過輝煌的歷史！

於是我實話實說：大千世界，應是“圓、尖、方”並存；人類社會，必然“麻、辣、燙”俱有。如果硬要問我愛哪頭？我說：圓有圓的伶俐，尖有尖的鋒芒，方有方的風範……

你會答話嗎

作家池莉小姐有文——《學說話》（見1996年第4期《隨筆》）。她認為，“說話始終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同行之間，不會說話，多少就要受點冷落和壓抑”云云。

我以為說話要得體、對路，固然不是一件容易事，但相對於“答話”、“對話”而言，卻只能算“小兒科”了。因為說話的“語境”畢竟要寬泛一些，而答話則常使人有入窄衚衕之感。比如“吟對”之人就有體會，出上聯較易，而答下聯較難。1949年10月14日，國民黨又一次將殘存的“國民政府”遷設於重慶，張群見到周恩來脫口就是一句：“四川重慶成都”。周公明白，這不僅僅是三個地域名詞，而是一句別有用心的上聯，但一時苦思冥想也未答出針鋒相對的下聯來，終生引以為憾。

答話本是一種公眾語言行為，若過細分析，大約有三種情形。

一是“上問下答”。比如某領導到某地檢查工作，劈頭就問該地屬官：“轄區內社會治安如何？大中型企業經濟效益如何？”本來據實回答就是了，但有經驗的人又說，這樣回答“吃過大虧”！如何是好？附耳過來，我告訴你一道秘方——你記得戰國末期的宋玉嗎？對！就是那個小神童。他五六歲時，父親去郢都（楚國都城）辦事，數月未歸，時值中秋佳節，一輪明月高照，母親不禁潸然淚下，便問宋玉：“玉兒，你說是月亮離我們遠，還是郢都離我們遠呢？”宋玉答道：“當然是月亮離我們遠啦！孩兒只聽說有人從郢都來，卻從未聽說有人從月亮來。母親不必傷心，父親很快就會回來的。”果然，三天後，父親便回來了。其父又問：“玉兒，你說郢都比月亮離我們更近，是嗎？”宋玉不假思索地答道：“不對，郢都比月亮離我們更遠。”父親大惑不解，宋玉卻說：“舉頭見明月，不能見郢都。父親以後不要再去郢都了，免得母親和孩兒掛念。”同志哥，這故事你聽懂了嗎？就是說，你答話的內容左說右說、正說反說都不要緊，關鍵是一定要真正領會領導的意圖，說到心坎上，幫他解除憂愁。否則，你就是“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處事’要當心”啊！

二是“下問上答”。生活和工作中，我們許多同志都處於一種“鏈條環節”，你可能是某些人的下級，又同時可能是某些人的上級。“下問上答”的責任，你也同樣可能承擔。比如，不識趣的下級向你要官職、待遇之類，這類東西曆來“彌足珍貴”，能隨便給嗎？對這類答話，我再告訴你一條妙法，保證靈驗有餘。公元前201年，漢高祖劉邦分封功臣，文臣武將們都想趁此撈一把。而謀士兼“後勤部長”蕭何把這事看得最淡，結果所得位置最尊，封侯，任相國，食邑萬戶。眾功臣不服氣，對劉邦說：“臣等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小者數十合。而蕭何僅兼通文墨而已，未有汗馬功勞，為何位居群臣之上？”劉邦拉下臉來回答了這個問題：“你們見過打獵嗎？那追殺野獸狡兔的是什麼呢？獵狗也！而放獵狗去完成追殺任務的又是什麼呢？獵人也！你們不過是跑得最歡的‘功狗’罷了，而那蕭何卻是指揮你們去完成追殺任務的‘功人’哩，如何比得！”看看，這生動有趣的回答告訴了你這樣一個道理：那既做了重要工作而又不伸手要這要那的，則是“功人”了；雖做過一點工作卻討官要爵的，活該遭訓了，其智慧、情操也與“功人”差得遠呢！那些非分之想難道不該當頭一棒打回去嗎？

三是“平問平答”。你哥子巧言令色，且又手握大權，同行自然群起而攻之，使你處於一種“如芒在背”的境地。出現這種局面你又如何回答各種刁鑽古怪的問題呢？作家池莉告訴了你一個範例，可供參考——兩位著名的洋作家，一貫十分敵對。一次他們同去參加一個舞會，冤家路窄，兩人在花園小徑上迎面相撞了。其中一位站在小徑中間傲慢地說：“我絕不給一個無恥下流的流氓讓路！”另一位作家卻從小徑上退了下來，冷靜地說：“我卻讓。”想一想，這個結局就可能給人造成這樣的聯想：自己不是“無恥下流的流氓”，而是別人。一句用心險惡的起問，得到的卻是倒打一耙的回敬！倒打一耙，反唇相譏，轉移視線